如果说今天人们对于素质教育的探讨在微观层面仍然是见智见仁的话，那么对于它在宏观层面上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可谓是早达共识。然而，综观这些年来与素质教育理论探讨的洋洋大观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素质教育实践举步维艰。此情此景不由地使人回想起百年前废科举兴学堂之艰难。素质教育何以难得教育界和全社会的全面策应反而阻碍重重呢？这正是社会转型期与其说是基础教育不如说是整个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出现的一个令人深思的矛盾。 1、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不能满足大众需求是"应试教育"的直接成因，也是素质教育受阻的主要根源。 以往对素质教育受阻的研究多限于基础教育范畴，较少深入到全教育系统，也很少从全教育系统各层次间的规模结构切入分析，尤其忽视了与之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深究。众所周知，素质教育最初是作为对"应试教育"的扬弃而在基础教育中所提倡的一种先进教育思想，而"应试教育"风行至今其势不减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跨越"高考险隘"终极目标。"应试教育"其主要根源是教育系统内各层次间的规模结构失衡，换言之，即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远不能容纳大众对它日益增长之需求。素质教育倡导十余年，但在"高考指挥棒"绝对权威面前依然是万般无奈收效甚微。政府为了缓解高考压力这些年来实施"三级分流"，并同时大力发展各层次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但由于社会制度、教育体制、国民观念等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致使普通中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衔接时的"瓶颈效应"依然十分严重。通过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不难发现，当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不能满足大众需求而产生供求矛盾紧张时，高考竞争就激烈。为了高考取胜，学生、家长、老师、学校达成空前共识，全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高考过关而各显其能。此时的"智育"被家庭、学校乃至社会拥戴为无可非议的至尊地位，德、体、美、劳等素质的教育只能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点缀。尽管人们都知道这些素质的培养对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同样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由于它们在高考中的低"价值"甚至无"价值"，故被程度不同地舍弃也实出无奈，唯能如此、别无它途。当高等教育发展能够满足大众需求供需基本平衡时，高考过强的选拔功能随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考核能否接受高等教育能力的功能；有悖教育规律的反常竞争也随之消失，起而代之的是学生全面素质的良性竞赛。此时的学生和家长、教师和学校才可能从"应试教育"的奴役和重负下解放出来，才有可能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大小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确乎存在一种密切的逻辑相关性：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越小（相对于大众需求而言），"应试教育"必然性越大，素质教育可能性越小；反之，"应试教育"可能性越小，素质教育必然性越大。很显然，要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必须首先排除"应试教育"这个最大障碍，而要排除这个最大障碍首先必须从它的主要根源--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方面寻求解决途径。至此，一个显而易见无法回避的矛盾冲突迫使我们思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和投资教育理念日趋成熟、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需求已经出现的今天，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现状是否合理？能否改变？ 2、现阶段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是加速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根本有效途径。 截止1995年，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为6.5%（包括成人高校），按照《（纲要）实施意见》在"九五"期间适度发展高等教育的精神，到2000年的毛入学率也只能达8%，按国际教育界通行标准仍属典型的精英化发展规模。"九·五"期间相对于9～10%的GNP年增长率，高等教育的3.8%年增长率显然是相当滞后的，照此速度发展可以肯定到下世纪初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压力不但难有缓解，甚至还会有相当程度的加剧。随着全社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有关专家根据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就业率的相关性推断：今后相当时期内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至少到下世纪初二十年内失业率将呈上升趋势。为了求生存争发展，追求高学历将越来越多地成为适龄青年的必然选择。政府限于财力并根据国情将有限的国民教育总资源重点配置基础教育无疑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决策，问题结症在于：这种决策是否必须要以遏制现实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为代价。若是囿于计划经济传统思维定势，所谓"以条件定发展"只能作出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如何合理定位历来颇有争议。远可追溯历史上四次大起大落，近可观察改革开放以来忽快忽慢，大到《纲要》与《（纲要）实施意见》有关精神相抵牾，小到如何衡量规模合理性的多种指标之取舍，孰是孰非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持反对加速发展的主流观点起码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拓展，公有制实现形式突破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确认，决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由原来二维条件（国家财力、经济发展需求）变为现在四维条件（国家财力、经济发展需求、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大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供求机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保证机制，大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只要是合理正当的，政府就有责任并且可以通过非政府投资的市场配置渠道来满足这种需求，于国于民皆为益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当我们把视角更多地转向市场时，一条不与基础教育争夺教育资源的坦途便会展现在我们视野--那就是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将大众需求中所蕴藏的巨大资源转化为全社会的高等教育资源，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尽快达到大众化程度，即毛入学率达15-50%。（当然，大众化的全面实现有一个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问题，并非一蹴而就。）改革至今，政府对高等教育单一投资渠道已有不少改观，尤其是1997年全国高校收费并轨是一个突破性进展。但还是如原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所指出的那样：教育经费短缺不仅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也难满足现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求。资金短缺也将是困扰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长期矛盾，所以就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现状而言，指望国家追加更多投资非常不现实，只有在保持国家正常投资同时，利用市场机制加速高等教育社会性投资从而加速发展其规模，才是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需求一条根本有效途径。遗憾的是，即使是在充分地考虑了国情、社会及家庭的承受力等诸多因素前提下，市场在满足大众的高等教育需求方面还远未发挥其应有作用。其实，高等教育在第三产业中所特有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就决定了它在政府所提供此种服务不能满足大众需求时完全应该通过市场加以补充。市场补充的必要性已广泛认同无需赘述，问题的关键是：由于过多地顾虑市场补充的负面影响，使得政府在进行"市场补充"时谨小慎微，故始终距离大众需求相去甚远。与此同时，这种市场补充程度的合理性是以其满足需求还是以其不产生负面影响来衡量又是一个仁智互见的争议。其负面影响当然要充分考虑，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乃至最终消除。如果因此而坐视巨大潜在的教育资源苦于缺乏正常投资渠道以至于供求矛盾日益尖锐而无动于衷，那么无论如何评价其失策都不为过。政府应该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适时地调整高等教育投资策略，以加快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