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形式来看，一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展可以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不同的形式。前者实质是“数量型”发展形式，指通过增设新校来扩大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后者是“效益型”发展形式，指通过挖掘现有高校的潜力、扩大招生数量、充分发挥其设施的效用来扩大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这两种发展形式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而且还会影响到其内部结构）。本文拟从比较的角度，回顾、评价和展望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形式。 一、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形式 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延式”和“内涵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别，它们仅可用来判别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是以哪种形式为主发展的，然后再根据这种发展对教育结构与效益的影响来评价其选择的得失。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十年“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之后，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1977年高校共404所， 学生62.5万，到1988年增加到1075所，特别是1983年到1985年的3年间，净增301所。高校在校生人数由1978年的85.6万人增至1988年的206.6万人（不包括普通高校的夜大、电大、函大等大学在校生63.5万人）。另外，全国还有1373所成人高校（不包括近700所普通高校办的夜大、 函大等大学）。在校生170万人（注：郝克明、 张力：《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探讨》载《教育研究》（北京），1987年第12期， 第3～17页。）。在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前半期，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6%和9.3%。在同期内， 日本为1.4%和0，美国为1.6%和0.4%，苏联为1.5%和－0.5%，巴西为5.3%和2.1%（注：闵维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与办学效益研究》载《教育研究》，1990年第10期。）。 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在80年代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新建学校的数目增长快，各校的平均规模却比较小。在校生不足2000人的高校达751所，占学校总数近70%，1000人以下的占268所，占25%以上，其中60所院校在校生不足300人，而5000人以上的学校仅占4.9%，1988年每校平均在校生1922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高校在校生少得可怜。1984年苏联每校平均3348人（全日制），1983年日本大学（本科）平均每校4041人。在这一时期里，中国高等学校平均办学规模的增长率远远低于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增长率，呈现出明显的“外延式”发展特征。 二、“外延式”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外延式”发展的主要表现是高等学校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学校平均规模的增长速度。这种由于“外延式”发展而造成的中国高等学校平均规模小，布点多而分散的状况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高等教育管理的角度看，由于学校数量多，规模小，容易造成管理机构重叠，开支大，不利于高等教育总体质量的提高。从高等教育外部效益来看，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往往与学校本身的过分专业化联系在一起，过分的专业化又往往导致学校系科设置不全，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开设不足，从而使得学生知识面窄，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和劳动力市场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从学校内部办学效益看，容易造成专业重复设置，而每个专业的规模又相对较小，往往是单班招生或隔年单班招生，因此造成师资和资源使用的低效率。 当我们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形式与高等教育经费使用率的关系时发现，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容易导致高教经费使用率低，而“内涵式”发展则利于提高现有经费的使用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学校平均规模作为反映高等教育经费使用率的指标，那么，就可以看到生均成本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而递减的趋势（参见表1） 表1 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成本行为的模拟（单位：元）（注： 闵维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与办学效益研究》载《教育研究》，1990年第10期。） 学生教师比 生均成本 3:15:18:110:1 学 300 2763 2545 2218 2000 校 500 2501 2283 1956 1738 规 10002305 2087 1759 1541 模 20002206 1988 1661 1443 40002157 1939 1612 1394 60002141 1923 1596 1373 80002132 1914 1586 1370 10000 2127 1909 1582 1365 从表1中可以看出， 相对于由学校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教育成本节约而言，由提高学生教师比而导致的成本下降是很显著的。当学校规模小，学生教师比低时，每个学生每年消耗的教育事业费高，经费的使用率低。因为小学校也同样需要一整套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在社会组织理论中称作“制度化同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