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时间，是一条无形流动的河，除了记忆、纪念或逆溯、反思，我们无法让它停止或重复。通过纪念，我们才能发现时间之流所摄入的人事沧桑；通过逆溯与反思，我们才能读出那些积淀已久的历史意味。公元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百年庆典，对于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及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学子来说，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人们从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纪念日中可能读出的，却远不止“校庆”二字。由这一看似平常的日子，人们可以寻绎出许多并不平常的历史意味：依此上溯百年，每一个保持着历史记忆的中国人会想起中日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等一连串发生在旧世纪末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提示着一个真理：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需要先进的“物器”（物质科技），更需要先进合理的“政制”、文化和思想。19世纪中叶以降，中华民族在国际竞争、社会变革等方面之所以屡屡受挫，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民智”与“风气”的衰落，根本上是因为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已经将我们民族推到了一个新的抉择关口——只有用现代化的变革方式，我们才能真正强健自身，才能打开新世纪之门，走出传统社会的地平线。依此上溯约80年，人们还会想到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五四”之作为现代中国青年节和北京大学校庆日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无论北京大学是否真的是建校于1898年的5月4日（教育史家们的考证结果肯定与此不同），也无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们都会因为北京大学曾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教育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因为她最有资格拥有将“五四”确定为自己的校庆日这一历史事实，以及，因为她曾经拥有的和可能继续拥有的辉煌，而将她特殊的校庆典礼看作是一件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重大事件。或可说，北大校庆特有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使她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青年有了独特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世纪的北大 世纪的北大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从1898到1998，几乎与整个20世纪重叠。这期间，中国历史的年轮碾过了传统与现代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也留下了中国在脱出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追求现代民主、民族独立、阶级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艰难曲折的足迹。作为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正诞生于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前夕，由此，百年北大校史也就成为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侧面。 一百年前，清臣熊亦奇在其拟定的《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中陈言：“夫学校者，天下之公器也；今西人先得之，其国强矣，其民智开矣；故其国政与教分。前拟官书局设一新学馆，开风气育人才，不过粗引其端。因而扩充之，非广设学堂不可。今议：国家设立学部于京师，谓京师大学堂；延聘中西通儒，译编课本。自蒙课递及普通，依次分门，纂为定本；行此百年，而才俊不兴风气不变者，吾不信也。”其时，熊氏与大多数寻求“物器”、“政制”之变的社会先进分子一样，已经有了兴学启智、培风育人的观念转变，甚至有了行诸“百年”以求富国强民的坚定确信。熊氏所说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型高等学府，她幸运地成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可熊氏的“百年”预期是否已经成为现实？ 答案肯定超过这一预期。百年中，北京大学不仅坚实地承诺了开民智、兴才俊、变风气的文化教育使命，而且也担当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先导。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清代大学士孙家鼐开立新（学）科、译介西学，到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移译西方近代科学和思想的巨典《天演论》，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整体文化变革方略；从蔡元培校长开创新北大“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崭新学风和“校格”，到“五四”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从北大学人倡导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新文明追求，到抗日救亡等一系列充满悲壮色彩的进步学潮，到80年代北大学子率先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北大及其学人的所作所为，无一不与现代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休戚相关，其文化作用和历史地位早已远远超过了熊氏当年的预期。如果说，作为“戊戌维新”之产物的京师大学堂还只是担负着为变法时期富国强民的社会策略提供新型“才俊”、开创新文化风气的教育使命，那么，辛亥革命后的北京大学（1912年正式改名）则历史地担负起了领导中国现代文化新潮流的特殊责任。严复的西学译介显然不同于孙家鼐的西学译介：后者是纯粹科学意义上的西学引进，而前者却更多的是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传播，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和《法意》等系列西方近代著述，传达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和孟德斯鸠的民主法哲学等当时最为先进的现代思想信息。众所周知，正是这些近代先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理论，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文化和价值观念系统，确立了诸如“自由”（政治权利的、经济行为的和思想言论的）、“理性（科学）”、“进步”（“进化”）和“法制”等“现代性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就此而论，严复的西学译介与其说是一种传播新知识的工作，不如说是一种新科学、新文化和新道德价值观念的思想启蒙。这一思想启蒙既给新生的北大注入了全新的文化教育活力，也给20世纪伊始的中国播撒了崭新的文明种子。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特殊努力，这种新的文化活力不仅伴随着北大走过了20世纪前半叶的风雨岁月，也使得北大始终都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生长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成为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步的新文化策源地。 文化的北大 作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之镜，北大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面文化之镜。毫无疑问，北京大学既是中国新文化的策源地，也是推进中国新文化发展最重要最强劲的原动力之一。这一特殊文化资历的获取，并不全在北大作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时间优势，时间上的领先仅仅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必要条件。最关键的是，北大的先驱领导者和学人，尤其是以蔡元培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五四”前后北大学人们艰巨而智慧的努力，开创了北大的文化繁荣，为北大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文化、学术和思想创造培奠了深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