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景山东街沙滩后街59号破烂不堪的大门旁的左面墙上， 镶嵌着两块牌匾。一块写着：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 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一九九○年十月立 另一块上写着：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其校址原为乾隆帝四女和嘉公主府空闲府第。当年，光绪帝在维新派推动下，接受康、梁的变法主张，实行新政，开办京师大学堂为新政措施之一。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现建筑保留原属于和嘉公主府的正殿、公主院等清式建筑和民国年间建成的数学系楼及“西斋”十四排中式平房，是我国近代成立的第一座最高学府。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对中国掀起了又一次的瓜分狂潮，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设学会、办报馆、著书译文，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制度进行变革。他们首先从废科举，兴学校着手。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的“强学会”正式成立，他们购置图书、收藏报刊、开会演讲、讨论学术、批评时政，但于次年被西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查封。后御史胡孚辰在翁同龢支持下奏请解禁，清廷才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受命后，拟定官书局章程七条。同时，他提议在官书局中设学堂一所。但由于缺乏经费，设学堂一事未能实现。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支持康、 梁变法活动的刑部左侍郎李端藁在给清廷的《奏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他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毕业后“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经费问题上，他认为：“帷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中国之大，岂以此十余万为贫富哉。”此外，他还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5项建议。 他在奏折的结尾写道：“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由于维新派的反复倡导，终于得到光绪帝的同意，当日光绪谕令：“至所请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饬下该管大臣，察度情形筹办，从之。”但顽固派却以经费困难为由，使此事未付诸实行。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 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也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与此同时，御史王鹏运也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正月二十五日（2月15日）， 光绪发上谕：“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而总理衙门却以“事属创始，筹划匪易”为借口，“尚未就绪”。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 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诏令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但顽固派仍继续敷衍，拖延不办。康有为很是焦急，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又在《请开学校折》中催促光绪帝：“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阴，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在康有为的催促下，光绪帝于五月初八日（6月26 日）再次发出上谕警告敷衍办学者：“倘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覆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这样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才重视此事，由总理衙门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上奏《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附由梁启超代拟的《章程》清单。章程规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还规定了“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曾任过光绪帝的老师，对总理衙门起草的章程不太满意。他受命为管学大臣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又向光绪帝上奏了《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提出了筹办大学堂的具体计划八条，光绪帝当即硃批：“即着孙家鼐按照所拟各节认真办理，以专责成。” 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丁冠西为总教习，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开办大学堂经费为35万两，常年用费为20万两。户部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因新建校舍来不及，先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为临时校舍，并略加扩充、修缮。 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办时，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 月21日），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突然发生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废除一切新政措施，唯独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保留了下来，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其原因，在一篇《北京大学堂述闻》中记载：“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然闻得礼部各堂官以及守旧诸臣，亦均不以此举为然，视学堂一事若赘疣。然推原其故，所以不能经废者，盖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序，势难中止，不能不勉强敷衍，以塞其口，以故在事诸人，亦均无精打采，意兴索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