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允许我说明我们称之为“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无论从政府、个人还是各种资源的综合配置来说都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投资。因此，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目前有一种日渐增加的压力，即要求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必须证明其直接的、实质的经济效益。 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大学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于一种最好的教育来说，还存在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它帮助科学家欣赏艺术，又让艺术家欣赏科学，它帮助我们看到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作为个人，作为社区的一员体验一种更有趣、更有价值的生活。 因此，在哈佛及美国其他地方，我们正在复杂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保持这种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内我们称之为“开化教育”的传统。哈佛本科生在校的四年中，一定要在一个主要领域学习，如化学、经济、政治学科、艺术或其他专业，但我们也希望他们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无论是从伦理道德哲学到数学推理的逻辑，从自然科学到文学，还是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的学习。大部分哈佛的本科生还要在课程之外花很多时间从事其他活动，比如，为我们的邻近社区提供社区服务，或为报纸和期刊撰写文章，或在交响乐团及其他音乐团体内参加表演。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很少在完成四年的本科教育之前进行真正的专业训练。 我绝对不是说这一模式适用于所有的高等教育，也许它并不能在其他国家搬用，即使在美国的其他专科学校和大学亦是如此。然而在这个模式背后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哲学思想，即相信大学教育能够激发我们对崭新的想法和经验的好奇心，开放我们的思想，鼓励我们去思考没有经过检验的假设，思考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因此我们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哲学、习俗和生活方式。通过这些，我们不仅可以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这种学习的方式对教育提出了一个挑战，但却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 根据同样的观点，在此我想强调一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我所说的“基础研究”指的是一种并未考虑其实际应用性，而是源于我们深入探索自然和人类的激情的科学研究。大学当然有责任提供有用的知识，但有用的知识可以有各种形式。 比如，本世纪初，当哈佛的学者开始对中国进行严肃的研究时，有人对哈佛是否明智地使用其资源提出了疑问。在当时，中国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似乎非常落后，地大人多，同美国人日常所关心的问题相距甚远。然而，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相互联系日益增长的世界，而在美国大学中不把中国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研究已经是无法想像的了。同时，任何人质疑学习、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也早已成为不可能。对哈佛来说，如果很久以前我们先辈在重要知识的构成问题上采取狭隘的观点，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卓有成效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良好的学术气氛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它需要数十年的悉心培养，包括组成强大的师资队伍，建立资料齐全的图书馆，提供多方面的学术资源并吸引最有希望的学生。回顾历史，可以说如果没有几十年前充满信心和期望的冒险，如果没有我们的先行者那种广泛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对知识的好奇心，就不可能为今天对中国和亚洲的学习与研究建立强大的基础。这样的例子可以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历史中举出很多。 与此同时，本世纪的许多最有实际意义的科学发现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学者们不是出于追求发明创造的实用性，而是在探索自然界的基本知识。今天人类在遗传基因领域内的进步可以追溯到近半个世纪以前DNA的发现。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见这一发现的巨大作用。 强大工具如激光、硅能、超导、卫星、光学纤维、核磁共振现象的发现，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最初并未考虑到实际应用性的，而只是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对于知识的探索。 如果没有以好奇心和纯粹的求知欲为动力，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进行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那些对社会和人类具有巨大价值的发明创造。本世纪我们的大学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必须不仅在美国的大学中，也要在国际合作日益增加的世界范围内继续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这就把我们引入需要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即如何使我们的大学适应一个有众多学习领域的世界？我认为，在这个我们将面临日益增多的带有国际性的社会问题的世界里，每一点新鲜见识的增长均得益于全球知识渊博的学者之间的合作。 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哈佛大学最近发起了一个全校性的环境研究项目，其中有一个名为“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的合作研究项目，参与该项目的有近百名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学者，他们所在的学术专业领域非常广泛，他们正在研究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能源使用和环境保护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影响的问题。 我们的目标不是将已存在的一种模式或一种理论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另一处，而是要尽量理解产生于一定环境中的问题，再去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集思广益，促使各领域专家进行讨论。例如使经济发展专家同了解环境科学的人一起讨论，使熟知文化和价值的专家同了解日益国际的商业、政治及法律特点的专家一起讨论。我们希望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在兼容不同的观念、看法的前提下，高瞻远瞩，考察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们如何能有效监控全球经济的飞速变化，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小危险和困难的隐患？我们如何阻止可怕的传染疾病？在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发生的主要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稳定的框架模式？这些问题及其它问题只有在我们加强了跨学科、跨传统、跨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能力之后才能得到明智的处理。应该说我们非常幸运，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使得今天的世界天涯犹如比邻，即使是相距遥远的同事们也很容易进行沟通。但是，怀着美好意愿而又知识渊博的人们之间的那种直接、持续、面对面的交流却是最可贵的，没有其它什么可以真正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