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大学100周年华诞，是值得庆贺与纪念的大事。 在一个世纪的北大生命史上，新北大与旧北大几乎各占了一半。旧北大的五十年里，与她关系最密切，于她影响最深巨的人物恐怕就是胡适了。蔡元培当校长时代、蒋梦麟当校长时代，胡适都是北大“新政”即现代化改革进程的主要设计师或者说摇鹅毛扇式的战略军师。他本人还当了旧北大最后三年的校长。胡适在1948年年底撰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里感慨系之地“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他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了北大五十年来“多灾多难的历史”后，真诚地祝福北大“长寿康强”。今天，北京大学在“长寿”与“康强”中做自己的百岁华诞，自不应忘了前半生中为她的生长发育、渐趋康强曾经呕心沥血过的故校长。 从1917年1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起，或者确切地说从1917年9月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起，北大的一系列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揭开了序幕。在抗战爆发前的20年里，北大教育规模发展很快，尽管中间风云变幻，时代更替而波折屡生。1930年底胡适重返北大后的所谓“中兴”时期，北大的教育学术更趋活跃，基本上奠定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大学的规模。“七·七事变”后，北大内迁，在昆明与清华、 南开组建西南联大。 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北大复员，迁回北平。9月6日发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的令文。胡适返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 傅斯年给蒋介石的信中曾说：“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与情之美，则全国教育界，亦必以清时佳话而欢欣”（1945年8月17日）。胡适任北大校长消息一公布， 北大内外确是欢欣鼓舞，一片唱赞。著名学者教授纷纷致函致电胡适，表示内心的仰望与欢悦。如贺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先生长北大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1945年9月21日）。——胡适接掌北大，“众望所归”， 缘由于胡适与北大的历史渊源。 胡适1917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7年在北大的两段生涯，为北大教育改革与科学学术研究殚精竭虑，付出过巨大的心血。1917年9 月21日胡适在刚到北大就任的新学年开学典礼上就做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阐述了高等知识、高级人才，开拓科学研究，发展国家文化的重要地位，鼓励用西方现代的大学概念与管理观念改造与经营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为北大的整顿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建立具体的依傍模式。胡适进北大伊始便怀着一种催生中国新高等教育的使命感，有意识想把北大建成美国式的现代化大学。美国大学的管理制度与运营态势在当时整个西方是最新颖且最具活力的。按照美国大学的模式来改造北大，胡适轻车驾熟。他在留美的七年中，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过一番深入的考察和透彻的理解。蔡元培一眼就发现胡适是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人，是他改造北大，发展北大的最得力助手。他对胡适的一系列改革张本与设计图样不仅心悦诚服，言听计从，而且时时以他的身份站出来加以推行和维护。蔡元培与胡适共事北大，一开始就灵犀相通。 胡适在北大倾全力抓的只是两件大事。一、组建新机构（如校评议会、各科各门研究所与教授会等），创设新制度（如选科制，本科招女生，预科改革等）。二、要求放弃浅薄的“传播”与“裨贩”的事业，倡导提高与创造的研究工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下手不可”（《提高与普及》），他一再呼吁的也就是“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回顾与反省》）。由之胡适提出了希望大学之中办一个更高级的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1924年他与李四光曾在《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章草案》中拟议了北大大学院即研究院的基本组织构架。顺便说一句，后来成绩辉煌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组织体制到学术方向正是出自于胡适的筹划与设计。胡适不仅前后协助蔡元培、蒋梦麟在北大推行改革，屡建新政，而且身体力行，倡导严肃科学的学风，积极引进新知，输入学理，为北大的长远发展用心延揽人才，大力培养人才。 正是这些高教改革的思路的延伸，胡适自己当北大校长后不久即提出了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这份计划的核心内容有两条：第一条是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所到十所成绩最好的大学（条件不成熟，可分批分期培植），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高等教育与科研学术的中心。第二条，革新与修正“大学”的观念，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这两条都是针对北大的实际，也包涵了对北大办学方面的规范。五所成绩最好的大学，按胡适当时所拟，第一所即北大，其次是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 前后同时，胡适又专门写信给白崇禧与陈诚，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科学家，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应用，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将来国家大用。他已亲身联系了钱三强、吴健雄、张文裕、吴大猷等九人，这九人“皆已允来北大”。这项建议当时只能成为一张废纸，胡适校长只是为中国的现代核物理起步而超前地描画了一幅梦想的蓝图而已。1947年10月胡适在天津的演讲《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讲话也都同样强调了大学应以从事高等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大学对国家学术科学的发展负有重要责任。胡适还积极主张移植欧美各大学的“三会”制度。所谓“三会”，即“董事会”，它保证大学的独立且恒久的经济来源；“教授会”，它是最称职的内行治理的管理机构；“校友会”，它是全力支持母校的与社会全方位联系的政经实力团体。胡适认为欧美的大学之所以能几百年上千年的继长增高，不断充实发展，趋于完善，原因正在这’三会”的恩赐。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奢望把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与大学的现代化建设全力推进到可与欧美先进国家接轨的高度。旧北大在政治动荡，风雨飘摇之中能挣扎着做出一些可贵的成绩，培养出一批可喜的人才，与胡适对北大的忘情投入当有很大的关系。面对的这近一奋斗史及其环绕着光荣的梦想，种种草创兴革的艰难实践与悲壮心志，我们后来人对先哲油然产生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