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曾明确地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这是他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是他进行各项革新工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归宿。 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学校学风不正，学生多为升官发财求学，于学问则兴味索然。蔡元培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曾痛切指出：“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1〕他勉励学生去掉科举时代的习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为了改变学生的观念，他多次向学生恳切地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2〕“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3〕他再三强调人生之目的为尽义务而来， 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为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4 〕蔡元培把这种转变学生观念作为改革的首要问题，这无疑是一个至今仍有启迪意义的重要思路。 1 蔡元培深知，要革除封建科举时代的习气，培育学生一心向学的观念，关键在于学校要有浓郁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风。所以，他把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同转变学生的观念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以此入手开始他对北大的革新工作。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之学府也”〔5〕。“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和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这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两个方面。为此，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针，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的核心要求，是要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 ”〔6〕这就是他所要求的教员要“积学与热心”的标准。而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他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蔡元培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反对罢黜百家、独尊一己的文化专制主义，善于用人学术之专长。同时这个主张又同他整顿北大、改变其腐败局面的计划相联系。他曾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7〕因此， 在引进人才方面，他把政治倾向和学术做了区分，采取不求全责备和用人唯才的方针，同时又主要致力于引进新派学者，企求破旧催新，改变北大顽固守旧的风气。他除了大量引进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样新派人物外，还有这样一个事例：他到校不久，拟在北大开设法国文学、哲学、美术等讲座，并曾为此写信委托巴黎华法教育会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讲学，他提出受聘者的主要条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党”，一是能“热心教授中国人，且不与守旧派接近者”。这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和他在校内积极引进和支持新派教员的做法相一致的。 另一方面，还要求讲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他说：“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8〕他要求教员能够引导、 启发学生从事研究，反对那种“注水入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认为大学中“全为注入式的讲义，课程繁重，使学生无自修之余暇，又安有自动之机会？”〔9〕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 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到校后，即针对当时教学上的弊病，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计划提了出来，主张“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教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10〕。当时讲义多是随讲随印随发，由于讲义与口授不同，教员编写时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确明晰；课堂讲授时也不便简单重复讲义内容，这就需要择其要者作新的补充和发挥；同时也不能年年照发旧讲义，而必须有新的增订和安排，所以这样做对教学双方都大有益处。当时北大一些教员为学生所编写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就是一部学术著作。同时，蔡元培还主张学生要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发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当时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王昆仑曾对此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这确是反映了当时北大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这对于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蔡元培还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造成良好的学术环境。下面择其要者分述之。 一是改革招生制度，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的标准，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北大攻读。过去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后来也多是由各地衙门推荐选送，绝大多数是缙绅豪富子弟。后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京师大学堂这种“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招生也没有严格的制度和标准，所招的学生不乏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坚持不看资格、出身，注重以成绩择优录取，使许多优秀青年能进入北大。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大学生的组成，而且由于招收学生质量的提高，对于改变学校的风气，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曾深情地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他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