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广纳奇才，开创了北大百年校史中群星灿烂、相得益彰的光彩一页 “五四”前后，北京沙滩红楼荟萃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其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即有二三百之众。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礼贤名士，广纳奇才，为众多著名教授所敬仰、所尊崇。蔡元培与北大教授们，犹如灿烂群星，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成为北大百年校史中光彩的一页，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耐人咀嚼的一段佳话。 要解读北大教授“群星灿烂”的现象，还得从蔡元培改革北大说起。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然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上课铃响时，当差便来“请老爷上课”。一些有钱的学生，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一心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读书毫无兴趣。即使有个别肯读书的，也不过抱着科举时代的观念，把读书当作求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学术研究概不与闻。至于那些被称为“中堂”或“大人”的学监及教员，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者，混饭度日者，比比皆是。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犹如一座衙门。这便是1916年以前北大腐败校风之一瞥。 面对着这样的北大，许多友人劝蔡元培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怕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名誉毁掉了；也有少数人劝进，认为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极力主张他去，认为这正好在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而他自己也觉得当大学校长不是做官，因此愿意去作一尝试。 蔡元培是1917年1月4日到校任职的。到校第五天，蔡元培即向全校师生发表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北大的举措很多，诸如，整顿教师队伍，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实行教授治校与民主管理。他还发起组织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做官等），推动学生设立体育会、技击会、音乐会等团体，以及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化学研究会等会社，推动学生组织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以及创办《新潮》、《国民》杂志等等。然而，最要紧的一条当是蔡元培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方略。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略，尤使北大的教师队伍出现了令人惊喜的变化。 其一，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原有中、外教员一律解聘。一个被辞退的法国教员向法庭控告，但蔡有合同为凭，法国教员的无理要求遭驳斥。英国教员克德莱（Cartwright）等被解聘后，鼓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亲自到北大谈判，要求续聘，遭蔡拒绝。朱尔典出校后，愤而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闻听，一笑置之，表现了一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大无畏精神。 其二，聘请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任专任教授与兼任讲师。不仅文科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是一流教授，理科学长夏元瑮，数学门主任秦汾，物理学门主任何育杰，化学门主任俞同奎等，也是全国一流人才；还有法科的黄右昌教授，商科的马寅初教授……均为饱学之士，一时之选。在这些教授当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本用新的科学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中国第一本《新闻学》等。不仅专任教授为国内首屈一指，兼任讲师如鲁迅、王宠惠、罗文干、何炳松、王国维、罗振玉等七十余人，也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 其三，教授的年轻化。北大教授，绝大多数都在三十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杨丙辰年仅27岁，宋春舫年仅26岁，朱家骅年仅25岁，最小的是年仅24岁的徐宝璜，他既是经济学及新闻学的教授，又是校长室的秘书。蔡先生正是以这批学贯中西、品德高洁、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为骨干，依靠他们带动全校，朝向昌明学术的最高学府推进。 其四，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蔡元培聘请教员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只问真才实学，不拘年龄、资望。他既聘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请筹安会的刘师培，复辟派的辜鸿铭；既聘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请反对白话文的黄侃；既聘“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也请坚持尊孔复古的陈汉章。正如一位蔡元培研究专家所说，在旧思想旧文化大行其道之时，蔡元培力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争得了一席之地，使他成为“近代中国新思想界首屈一指的卫兵和褓姆”。 北大教授一流，北大教授年轻，北大教授得享“百家争鸣”之自由，其源盖出自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鼎力改革的高超方略和敢于冲破世俗不拘一格延聘人才。因此，北大教授们也很仰慕蔡先生。从下面介绍的一些片断，人们亦可体验到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的那种高尚无私、亲密纯洁、没齿难忘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