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眼中任何一所大学的历史，都并非“自然而然”地呈现，而是基于史家的“选择”与“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校史的写作，既指向过去，更指向未来。一代代学人，借助于校庆纪念，在叙述历史的同时，表达其对于未来大学发展的期望。因此，学人之谈大学，尽可各抒己见，不必强求一律。就以北大校史的溯源为例，大政方针早已确定——否则校庆纪念无法举行，可校园里依然“众说纷纭”。 最具挑战性的说法是，北大历史不该从1898年算起，而应追溯到汉代的太学。8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发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1〕，已有此说；最近季羡林先生为《名人与北大》一书作序〔2〕，虽表示“吾从众”，可还是认定从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冯、季二位均为硕学鸿儒，却并非校史专家，其建议也未曾详细论证，故只能“聊备一说”。校史专家萧超然接过此说，将其“精确化”，论证北大乃“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3〕。 萧教授访谈录中的上述意见，在其专门著述《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早有伏笔〔4〕。 既然是深思熟虑，那么，值得提出来认真辨析。 萧教授的大致意见是，北大校史应追溯到晋代的国子学，而不是冯、季二先生所说的太学，因后者时断时续，不若前者之代代相传。在萧教授看来，国子监值得格外重视，原因是： 它是这几代封建王朝官办的“国立”大学，直到1898年设京师大学堂后，国子监始裁废。因此，说北大的历史是直接继承国子学（或国子监）而来，更为确切，这就是我称北大的前身是国子监的原因。……这样算起来，北大比西方古老的牛津大学的历史早500年， 比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历史则早约1000年。这一事实说明，北大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继承和集中了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这无疑是使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 ，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因素。〔5〕 作为访谈录，有些表述不太精确（如以国子监比拟国立大学），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大思路，即为了使北大历史悠久而溯源国子监，则不能不辨。 我的意见，倘若需要“摘要”，不外以下五句话：一、在晚清学界，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没有关系；二、北京大学并非直接继承国子监而来；三、将北大历史延长一千六百年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四、这种改写历史的冲动不值得提倡；五、倘若希望继承“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国子监并非重要的思想资源。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对国子监的权威虽未构成直接的威胁，但毕竟代表着另一种教育观念及文化理想的崛起。一辖新式学堂，一管旧式科举，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迄今为止，未见任何国子监与大学堂“交接班”的原始材料。不管是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孙家鼐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还是康有为的《请开学校折》、梁启超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都强调“取法泰西”，从未有人提及如何协调与国子监的关系。后者主管科举考试，与大学堂所体现出来的教育理想，恰好针锋相对。当日冤家对头，百年后竟成了“一脉相传”，如此描述，恐怕不太合适。 科举不废，学校难兴，故清帝于1905年9月2日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6〕一个月后，山西学政宝熙奏请设立学部并将礼部、 国子监归并；年底，政务处议复宝熙奏，称特设学部的理由是： 查科举既停，礼部、国子监两衙门公事，愈形清简，似宜统行裁撤，归并学部，以节经费，兼免纷歧。〔7〕 此奏折很快得到皇上的批准。第二年5月， 新设立的学部开始拟定官制。为了使国子监诸公免于“失业”，在主管学务的五司（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外，“拟设国子丞一员，秩正四品，总司文庙、辟雍殿一切礼仪事务”；此外，还有若干七、八品的典簿、书记官等。国子丞官位不低，却无关学务——奏折上说得很清楚，被裁撤的国子监，“旧日职掌，系专司国学及典守奉祀之事”；改制后，更是只配管管“礼仪事务”〔8〕了。 大学堂初创时，也曾兼管全国学务；可此等重任，1904年起便已完全卸下。即使兼管全国学务时，大学堂也首先是一所大学，这与作为衙门仍在发挥作用的国子监不可同日而语。就体制而言，并非大学堂立故国子监废；就精神而言，大学堂更没有承继国子监的义务。晚清十几年间，京师大学堂的位置曾有过微妙的变化，但从来都是被作为“西学东渐”的代表来阅读、评价的。相反，国子监则是与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这就难怪张百熙拟订的壬寅学制，以及张之洞协助修订的癸卯学制，全都没有国子监的位置；而且，一旦科举废而学堂兴，第一个裁撤的，便是此前声名显赫的国子监。 简要地说，大学堂与国子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有消长与起伏，却不存在交接与承继。就像我们不能说民国首任大总统孙中山是“直接继承”宣统皇帝，国子监也很难说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对于国家来说，政体的嬗变至关重要；同样道理，办学宗旨以及教学体制（包括科目设置师生关系、讲授方式以及学位制度等）的“急转弯”，也不该等闲观之。 自大学堂的酝酿之日起，当事人所规摹的，均为泰西学制。至于“上法三代”云云，基本上是一句空话。对晚清教育改革的这一“大趋势”，史家可以表示不以为然，甚至提出严厉的批判，但不应该曲解或回避。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的大学，其价值取向及基本路径，乃“University”，而非“太学”〔9〕。 可惜的是，今日中国的教育史家， 恰好喜欢将“太学”与“University”混为一谈。最明显的， 当推关于“四千年中国大学教育”的陈述〔10〕。“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的高等教育的历史。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