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戊戌维新的一百周年，又是北京大学创立的一百周年。这两个百周年决非偶然的巧合，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先来回顾百年前历史的一幕。1898年6月11日， 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要求，颁布《定国是诏》，毅然宣布以维新变法为基本国策。就在这份被梁启超誉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的变法宣言诏书中，下达了百日维新的第一项改革政令：“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1〕 百年前由光绪皇帝亲自下令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初名（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校）。它是在戊戌维新中诞生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当时不仅是中央官办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进展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全面启动。 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分析京师大学堂从酝酿倡议到筹办、创立的历史过程，论述京师大学堂为什么是戊戌维新和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并考证京师大学堂创办和开学的具体经过与日期。 一、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思潮 京师大学堂是在甲午战争后兴起的维新派教育改革思潮的推动影响下酝酿产生的。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空前的民族危机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出现了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为宗旨的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他们把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和变法成败的战略高度。 维新派认为兴学校育人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和关键所在。 1895年5月，康有为、 梁启超发动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则主要是教育不良，人才缺乏。“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因此，他们建议在各省州县遍设学堂，并在京师办学，“广延各学教习”〔2〕。 可以说其中已经孕育着在京师办大学设想之萌芽了。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的《学校总论》一文中，更是慷慨陈词：“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3〕 维新派还把兴学校育人才视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和当务之急。1896年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断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4〕康有为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指出：“日人之变法也，先变学校。”〔5〕他还强调：“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6〕 维新派对封建旧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深刻揭露封建官学与书院只是科举八股的附庸。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不过是“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 ”〔7〕严复对科举八股制度和旧教育更是深恶痛绝， 斥责其有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8〕 维新派对洋务教育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梁启超认为洋务派虽然办了同文馆、水师学堂、自强学堂等不少洋务学堂，但成效不大，培养不出理想的人才。其主要原因是只学皮毛，不学根本。只学外国语言工艺，不学外国政法教育。“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他指出其病根有三条：“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9〕 维新派针对中国旧教育的弊病，提出了一系列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改革主张。在教育目的方面，主张教育救国，培养新政事业有用人才。在教育内容方面，主张提倡西学，重视政学，广派游学。在教育制度方面，主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普及学校，发展师范，倡办女学。并建议仿效西方与日本，建立大中小学三级近代新学制。梁启超1896年在《论科举》一文中归纳为：“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10〕 维新派还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如康有为1891年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梁启超1897年在长沙主讲时务学堂，都倡导兼学中西、政艺之学，培养了一批变法骨干人才。以致有人甚至说戊戌维新“实基于万木草堂之学风，与万木草堂之人物”〔11〕。 总之，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思潮和形势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促进了京师大学堂的酝酿产生。 二、维新派与京师大学堂的倡议与筹办 维新派在京师大学堂的倡议和筹办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的强学会。梁启超1912年10月31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回忆自己与北大的关系时曾说：“时在乙末之岁（按：1895年），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