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五大关于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的精神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正在步步深入，全面展开。在当前众多的高教改革热点问题中，与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相关的大学收费改革是最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国家教委多次重申，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高等学校可以向学生收取部分培养费，改变由国家独揽统包办学经费的局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新体制，使学校逐步走上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自主办学、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轨道。对学生来讲，则开始了统一实行收费上学、自主择业的改革进程。一石击水，引起众说纷纭，其中议论最多的是社会公平问题。有人指出，实行高等院校收费的这种成本补偿政策的确可以增加大学的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但是，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学收费会不会对社会公平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又应该怎样在高等教育中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对这些问题，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这既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又是一个迫切需要予以认真解答的现实问题。本文拟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出发，对此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的成本与收益 为了理解大学收费问题的本质，就必须深入理解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高等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一种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在培养人的过程中，是要发生成本的，其中包括教职员的工资、教学业务费、教学设备费、图书资料费、行政管理费、校舍修建费、后勤服务费，等等。高等教育从其本质上来看，不仅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产业，而且是一种成本递增的产业。这是因为，大学为了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能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高级人才，它就应该而且必须反映并代表社会上最先进的文化科学水平，因此就需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配置先进的现代化教学仪器设备，并需要为大学教师提供必要的教学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教学科研所需要的高新技术设备不断增加，而且设备更新的速率又不断加快，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的成本递增。 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成本支出是有收益的，它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技能，形成了许多同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思想品格和行为规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成本支出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这种人力资本在经济上具有同物质资本的基本特性相类似的性质，即，它是带来一定经济收入（或其他收益）的源泉。一般说来，高等教育投资的这种收益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收益。狭义的社会收益是指受高等教育者比未受高等教育者为社会多创造的财富，例如，多纳的税金等等。广义的社会收益指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可以为社会经济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资源，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提高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改善社会的文化氛围，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等多方面的社会收益。二是私人收益。一个人如果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就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当这些知识和技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进入生产过程，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导致较高的经济收入。高等教育还可以使人们在思想品德、社会声望、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等诸多精神方面获益。根据世界银行的教育经济学专家萨卡拉波罗斯长期研究的结果表明，一般说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是很高的。尤其是在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小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而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通常要高于社会收益率（见表1）。 表1 高等教育的社会和个人收益率 社会个人 非洲 13 32 亚洲 13 18 拉美 16 23 欧洲、中东、北美 8 13 发展中国家13 22 发达国家 9 12 二、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 为使这种对于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重大收益的高等教育活动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就必须对高等教育过程中所支出的成本进行补偿，即对大学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追加，使得高等教育系统不仅能够在原有规模和水平上正常运行，而且能够不断地发展和扩大，从而使更多的人受益。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而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极大地增加了对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在这种来自社会和个人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在校生人数从80 年代初的100万人增加到90年代初的200万人，又迅速增加到90年代中期的300多万人。由于种种社会和技术的因素，高等教育的成本也不断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的总支出从 80年代初的每年20多亿剧增到90年代中期的每年300多亿。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32%降低到1996 年的10%左右， 而居民个人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则大幅度提高，从1978年的45%增加到70%以上。这就表明，从总体上看，居民个人的经济能力有了很大增强。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在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的强大推动下，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对高等教育的拨款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对经费的需求，使得大学处于经费严重短缺的困难境地，既影响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改革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国家统统包下来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建立起新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在改革过程中所提出的多渠道筹集高等教育经费的措施，除了保证政府对高等教育拨款这一主渠道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外，也包括了向学生收取部分培养费的内容，即收费上学作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重要方面。这一政策举措的理论依据之一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大学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收益很高的投资行为，而导致高等教育经费需求膨胀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追求而带来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如图1 所示，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是高于其社会收益的，二者均服从于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所谓边际社会收益，是指每多培养出一个某类专业的毕业生，社会所能得到额外收益。这种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例如，假定当中国只有一个学历史专业的人时，我们培养出第二个学历史的毕业生，这个第二位懂得历史的人对社会所能作出的额外贡献仍将是很大的。但是，假定中国有一亿人学历史专业时，我们再培养出第一亿零一个学历史专业的毕业生，这位第一亿零一个学历史的人对社会所能作出额外贡献将是很有限的。同理，对个人来说，边际收益也是递减的。例如，当中国只有一个人懂计算机科学时，其个人收益是很高的。但假定当中国已有一亿人懂计算机科学时，再培养出第一亿零一个学计算机的毕业生，那么这位第一亿零一个学计算机的人所能获得的个人收益就相对较小了。尽管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均服从于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但二者的变化曲线却是不同的（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