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的大学生是否够了？有人有这么一种算法：目前美国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约100多万，我国大约也是100多万，美国人口两个多亿，我国在城市的人口约两个亿，由于我国大学毕业生基本上是在城市就业，故我国大学生数已接近饱和。 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从以下几个国际上惯用的指标可以看出。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美国600人（1990年），韩国300人（1992年），我国48人（1997年）；同龄人（18至21岁）大学入学率：美国约55%，韩国15.8%，我国8.3%；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美国5.2%（1989年），日本3.7%（1990年），我国2.7%（1995年）。基于以上事实，我们的大学生不是足够，而是需要更多。我们对教育的投入比起小平同志1986年提出的到2000年“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还相距甚远。 二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因此国家对高教的投入只能是多方面投入之一。换句话说，国家可以看成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大股东，从全国高等教育来看，国家必须占主导地位，但对于某一个地区的高校，某一所高校，则可以是地方政府投资、公司投资、个人投资、中外合资等，投资者按其投资额成为高校的大小股东。所有高等学校应按高教法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由学校董事会任命，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出，股东大会包括各投资的股东，当然也应该包括交费上大学的学生。 这种模式至少有以下好处：1、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2、国家政府通过法律宏观管理，责、权、利清晰，学校又可以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3、大学校长可以在所赋予的权力下自由组阁、 使用办学资金和制定教学科研计划等；4、大学生既是学校这个产业的“产品”， 同时又是参与学校管理的股东，有利于学校的共同建设。 三 有人说，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还是最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计划，应该由教育部管。但各个学校的具体招生数、专业设置等并不需要统得过死，而应该给高校一定的自主权，由学校根据自己的实力、考生生源、社会需求等考虑各校的招生计划、专业设置，以至由地方决定是否应该建立新的高校，让市场去进行优胜劣汰。关于毕业生就业问题，经过近几年的试点，已经完全可以推向市场，由就业单位和学生实行双向选择，作为学校充其量只是向有关单位推荐。这样，哪个学校哪个专业的学生受社会欢迎，由市场作出评价，我国的高等教育才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良性竞争循环。至于城乡户口的问题，农村户口的学生毕业后户口可以转到来源县、市或省（或上大学就根本不转户口），但不包分配工作和居住，档案放在人才市场，人可以先回原籍。这有利于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农村工作的导向，也有利于缓和高考的竞争。 四 我国的高考从1984年开始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改革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应该：1、 普通高考和成人高考（本科）必须合二为一，使之减少重复的命题和考试组织，也使得大学入学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水平；2、专科学校尽可能往高等职业教育方向发展， 使之成为继续教育和就业培训的主要场所，入学考试则可以仅参加普通高考的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文化科目考试，也可以专为高等职业教育另立应用型科目的加试；3、 高考科目的改革要向有利于中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和素质教育的方面开展。目前的“3+2”对地理和生物科不考，固然不利，即使“3+X ”，也还存在中学生学习偏科的情况，建议采用“3+两综合”，“3”指的是语文、数学、外语，“两综合”指分别由物理、化学、 生物、地理、历史、政治组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门综合科目，所有考生对“3+两综合”都必考，这才能促进中学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