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来考察，与中国的社会形态发展一样，高等教育也经历了由封建社会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三个戳然不同的发展形态。着眼于史的角度系统地考察这些形态的形成原因、体制特点、内在功能、价值取向等等，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这一神圣使命是有借鉴作用的。 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其渊源而言，历史非常悠久。已出土的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学”这一说法，并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1〕当代国内一些教育史学家认为殷商时期的“右学”是我国最早的大学。不管怎么说，在春秋战国以前，我国已出现有关“大学”的一些想法，包括产生了一本以《大学》命名的论著。不过，于体制意义上来看，我国相对成熟的高等教育体制始于汉代。 第一阶段：以经学为主的封建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 1.汉代的太学 封建社会的高等教育大致起始于汉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极为重视教育的作用，包括听取了董仲舒作为“教化之本原”而提出来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举办了中央官学——太学。汉代太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主义高等教育制度雏型的初步形成。 汉代太学，始创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学校设在长安，置博士弟子（太学生）50人。《汉书》有这样的记载：“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第子。”〔2〕因此，太学从一开始就有一套特定的入学考查与推荐制度。 太学问世以后，在儒学势力不断强大的背景下，发展较快。太学成立之初只有50名学生，到昭帝时已有100名，宜帝时达200名，在“仁柔好儒”的元帝统治的时代，太学的规模扩大至1000名，而到东汉末年竟猛增到30000名之众，并吸引了匈奴派遣青年前来留学。这一办学成绩，足以令今人惊叹。 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实践摸索之后，汉代太学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 首先，到了东汉，太学生生源途径固定为二：一是由太常于京师地方直接挑选，一是地方政府择优选派。太学生入学后有定期的考核制度，每二年举行一次，方法有口试、策试（即考查章句师法）、射策（相当于现在的抽签答题）等，以通二经、三经、四经和五经区分等第，考试合格者依据其所通经的多少授予相应的官职，不及格者或留校继续学习或退学。也是从太学这种体制开始，读书就与做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由于太学修学无硬性规定的年限，另一方面由于太学的“高第者”有一个诱人的仕途，所以也时常出现“结童入学，白首空归”人生悲剧，一些考场屡试屡败的失意者读白了头发也没能通过。 其次，在管理上，太学由九卿之一，即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兼管。教师由封建朝廷任命，称为博士，因为每个博士只教一经并且是经学“权威”。博士的遴选，西汉与东汉略有不同。“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3〕可见，东汉的教师选用已比西汉有所改进，即在荐举的基础上加以考试。太学有自己的校长（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是从教师（即博士中择优选拔出来的。 太学的教学内容自然是官方强调的儒家经典，即五经（诗、书、易、礼、春秋），采用单科独进的课程设置：学完一经后再学另一经。在教学方法上，比较重视自学和课余自由研习，相应地，讨论或辩论这种教学形式采用得比较多一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有“异说”，对任何议题的讨论，是不能偏离孔孟之道的。留传至今的《白虎通》一书，就是东汉时太学的教师、学生以及社会上的经学“权威”一起，在洛阳一个叫白虎观的地方对儒家经典进行大辩论，章帝亲自出马主持这次辩论，最后由御用史学家班固整理成书的。章帝之所以亲自主持，原因盖在于要对最后的“定论”进行裁决。这种意图，从东汉末年盛行的把经过“正定”的懦家经文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太学大门作为统治阶级认可的唯一“标准”（经防改动）的做法中也可看得很清楚。 2.唐代的高等专科教育 汉代太学这种高等教育的形式经过几百年兴兴衰衰的历史演化，到了唐代又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个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高等教育体系。唐代教育已形成包括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三个主要系统的相对完整的官办教育体系。在普通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尤为引人注目。 唐代的高等教育，简单地说，由“六学”组成，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属于经学教育，律学、书学和算学属于专业（科技）教育。“六学”皆统归中央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管辖。《新唐书》对上述“六学”有如下记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于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4〕以上记载表明：（1）唐代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已具有多层次，层次的高低部分地反映为入学条件（资格）的高低（在实际教育中，四门学生可升入太学，太学生可升入国子学）；（2）唐代高等教育已部分地向平民开放，这不仅反映在律学、书学、算学等专业教育上，也反映在从事经学的四门学上；（3）唐代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也初步具有多科类的特点，除了经学以外，还有专业与科技教育，后者主要是面向平民子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