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提出“两个结合”①，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水平。由此提出一个需要深入思虑和研究的问题，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有没有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一个规律有没有被认识并概括出来，同这个规律有没有实际发挥作用，是相互联系又可以作适当区分的两个过程。最佳状态当然是两个过程的合一。但既然是规律，那么，无论是否被认识，是否被科学地总结和概括出来，这个规律都是在起作用的。 下面，就以毛泽东的三本著作为例，分析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所作的重要贡献。这三篇文章分别是《论新阶段》(1938年10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以及《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 一、《论新阶段》与“第二个结合”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里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首先来看毛泽东是怎么提出这个问题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② 在这里，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同时，强调了几件事。一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二是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来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三是“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有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③ 从这段对理论依据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大前提。什么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呢？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运用，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另一方面是民族形式，即“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两者归一，都是“中国特点”，即“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把这两段论述结合起来看，所谓“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即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既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还要“通过民族形式”，使之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很显然，毛泽东所说的“民族形式”，离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是在向全党有针对性地提出“学习”任务的大背景下，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学习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三大学习任务：“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④如果把前一项任务看作是主体，后面两项则对应着“民族形式”和“运用”。 关于如何体现民族形式和“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⑤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段经典论述，我们不必再作过多的解释。其中不仅告诉我们如何去承继中华优秀文化遗产，还告诉我们这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批判地继承，可以转变为一种方法。 以上这些，就是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对“第二个结合”的最初的贡献。 二、《新民主主义论》与“第二个结合”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秉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不但探讨了建立“新政治、新经济”⑥的问题，还谈论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⑦的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两个问题作为一个完整问题即“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加以探讨。这种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方法，很接近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两个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