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认知的语义对称性问题

　　绪论

　　隐喻表达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隐喻成为了认知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隐喻表达具有不可逆性。对一个“A是B”的简单隐喻结构而言，隐喻的“不可逆”指A和B互换后语义不同。在隐喻实例的观察中，也很容易看出隐喻语义不可逆，源域与目标域内容互换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语义，如“人是机器”所要表达的可能是“人体组织的精密性”或者”流水线上的工人不间断地进行着机械的作业”；而“机器是人”隐喻概念下的自然联想可能是对机器做出的一些拟人化的描述，如“机器罢工”“机器休眠”。这也使得交换源域和目标域的两个隐喻在使用频率上有很大区别，如“人生是旅行”是一个很常见的隐喻，而“旅行是人生”则很少被使用。更而甚者，交换操作可能得到不会在日常使用中出现的表达，使原本有意义的隐喻表达变得无意义。

　　很多隐喻研究者都对这一现象进行过专门的阐述。安德鲁·奥托尼(Andrew Ortony)的凸显不平衡模型(salience imbalance model)试图在同一性框架内解释方向性。[1]他提出，隐喻和字面上的相似性陈述在理解时都依赖于共有特征。区别只在于隐喻具有强指向性，其所使用的共有特征必须在源域中具有高显著性，在目标域中具有低显著性。[2]结构映射理论(Structure-mapping engine，SME)认为，[3]，[4]隐喻推理产生于基底到目标的投射，以更具系统化和条理性的项目为基底能使基底向目标映射的信息量最大化。[5]布莱恩·F.鲍德(Brian F.Bowdle)和狄德来·根特纳(Dedre Gentner)的实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当给被试提供因果连贯性不同的段落对时，他们一致地倾向于以连贯性较高的段落为基础，以连贯性较低的段落为目标的比较，从连贯性较高的段落到连贯性较低的段落时能产生的推理更多，所包含的信息也更多。[6]

　　因此，不可逆性也被视为隐喻的一个基本特性。在范畴归属理论对“隐喻基于对比”这一观点的反驳中，不可逆性就是一条重要的证据。范畴归属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如果隐喻基于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互比较，则两者具有平等的地位，存在对称性，而事实上，“A是B”和“B是A”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隐喻。因此该理论提出，隐喻认知的基础不是对比，而是范畴化，隐喻语句的理解过程是一个对范畴归属的判断。在隐喻中，喻体词(vehicle term)除了字面地指称喻体对象，还指称以该喻体为代表的事物或情境的类范畴，这个范畴同时也被赋予本体。[7]即隐喻过程是将本体看作喻体所临时建构的范畴中的个体，本体继承了临时范畴的特征。[8]

　　这些理论在说明隐喻表达非对称性的来源时具有一致性，即认为隐喻表达突显的总是源域的某性质，当源域和目标域位置互换后，新的语句突显的是原语句目标域的某种性质。在逻辑中，称一个关系R是对称关系，如果对于任意变元x，y，R满足(Rxy→Ryx)。在一个“A是B”结构的隐喻中，“是”为一个二元关系R，两个概念A和B分别对应x和y，在不同的隐喻中被代入不同的概念。隐喻语义在事实上的不可逆使得对于x和y的绝大多数代入都成立，在这一意义上，隐喻表达是不可逆的大致等同于说隐喻表达是非对称的。

　　一、隐喻的对称性矛盾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最内在和最高的地位并不是名词，也不是句子，甚至不是话语，而是‘是’这个系动词。隐喻的‘是’既表示‘不是’又表示‘像’”。[9]因此，认知隐喻研究中，通常会把“A是B”作为一个隐喻基本结构，系动词“是”实现源域和目标域的关联，可以视为跨域映射在语形上的体现。

　　“是”作为A和B的二元关系有不同理解方式，它取不同语义时，该关系是否具有对称性也有所不同。当“是”表示的是“全同”，，此时“A是B”和“B是A”语义基本相同；而“是”表示“归属”时，，该语义下的“A是B”与“B是A”不同。相较而言，作为隐喻的“A是B”更为复杂，它无法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关系来准确表达，隐喻以及作为其推理依据的类比在对称性特征上的表现也更为复杂。

　　从语言角度看，不可逆并不是所有隐喻表达的共同特性，上述理论不足以解释一些例外情况，如： (1)家是心灵的港湾。 (2)心灵的港湾是家。

　　显然，由于“心灵的港湾”这样的复合概念同时包含了属于源域的概念“港湾”和属于目标域的概念“心灵”，相较于最简形式“A是B”更为复杂，在“是”这一隐喻提示词给出词组A和B的跨域映射前，词组内部就已有隐喻存在。但在整体形式上，(1)和(2)仍然都是“x是y”结构，当交换了x和y代入项的位置后，语义基本不变，以此为判定标准，便称这类隐喻是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