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朝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运动。孝文帝朝的改革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太和十四年(490)九月冯太后去世为分界，此前是冯太后主持的太和前期改革，此后则是孝文帝主持的太和后期改革。近年来，关于太和后期政局的个案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何德章先生首次把孝文帝迁都当作一个政治事件来考察，一方面对孝文帝在迁都过程中的人事安排作了细致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将迁都置于政局演变的线索之中，探求其原因与意义。①松下宪一先生对迁都的预谋和军权的转移等环节作了更为具体的讨论。②对于太和二十年发生的一系列反叛事件，逯耀东、松冈弘、张金龙、王永平、潘敦等先生皆有讨论。③谢振华先生对孝文帝晚年处置冯幽后之事做了专门考察。④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地深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人所习知的政治事件外，太和后期政治史还有若干不为研究者所知的史实有待开掘。北魏在迁都之初曾经短暂地实行过两都制，便是一例。本文将首先对迁洛初期的两都制这一尘封的史实加以钩沉，进而梳理孝文帝与冯氏势力之间政治纠葛的来龙去脉，并对太和后期政局的演变提供若干新见。 一、迁洛初期两都制钩沉 太和十七年秋，孝文帝借口南伐，自平城迁都洛阳。这是治史者所习知的。不过，绝大多数研究者可能并未留意，北魏在迁都之初曾经短暂地实行过两都制，具体来说，是自太和十八年三月开始，至太和十九年九月正式废止。接下来，我们对两都制兴废之经过略作钩沉。 《魏书·元晖传》： 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牓卖田宅，不安其居。晖乃请间言事。世宗曰：“先皇迁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诏，故有外人之论。”晖曰：“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⑤ 尽管这则史料广为研究者所熟知，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学者大多认为“冬则居南，夏便居北”的主语是“旧贵”。⑥事实上，这样的“旧贵”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是北方州镇长官的话，则无法“冬则居南”；如果是朝中职事官的话，皇帝和朝廷都已迁往洛阳，又怎能“夏便居北”呢?满足此条件的“旧贵”便只能拥有散官和封爵，而不能有实际的职掌。可是，元丕、穆泰、穆罴等反对迁都的核心人物皆不在此列，那么这样的政策又怎能收到“和合众情”的效果呢?更何况，到了宣武帝朝，当年的“旧贵”们业已凋零，又何须再给予特别的优待呢?因此，“冬则居南，夏便居北”的主语只可能是朝廷。孝文帝“发冬夏二居之诏”，乃是“为百姓恋土”。元晖说：“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可知，如果恢复“冬夏二居”之制的话，所涉及的也绝不仅仅是极少数“旧贵”，而是众多的“北来迁人”。这些都说明“冬夏二居”的主语是朝廷。所谓“还北之问”，乃是朝廷是否将于春季再度迁往平城。 孝文帝“发冬夏二居之诏”，又在何时呢?《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南伐；九月，于洛阳“定迁都之计”。⑦不过，这还仅仅是孝文帝单方面的决定，尚有待于成为整个统治集团的共识。《魏书·元澄传》云，孝文帝派元澄返回平城，宣布迁都之诏。可是据元丕口述，孝文帝“遣任城王澄宣旨，敕臣等议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⑧也就是说，元澄的使命是晓谕留守群臣，并让他们先“议”起来，留待孝文帝亲自裁决。太和十八年闰二月，孝文帝回到平城。三月壬辰，“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⑨元丕、穆罴、于果等人表示反对，反对意见最终被弹压。孝文帝“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应当就发生在这次朝会上。这是孝文帝为了消解反对声浪而做出的让步。 真正确定迁都的时间并非太和十七年九月，而是太和十八年三月。《高祖纪》把定策之事描述成孝文帝乾纲独断，阙载了弹压反对意见的曲折经过，显系曲笔。究其动机，恐怕不仅是为了掩饰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更是要掩盖孝文帝曾经做出让步(允诺两都制)的事实。 除了确定迁都的时间外，还有一个迁都的“标志性”时刻。《魏书·天象志四》：“是岁(太和十七年)九月，上罢击齐，始大议迁都。冬十月，诏司空穆亮、将作董迩缮洛阳宫室，明年而徙都之。”⑩《南齐书·魏虏传》也把“徙都洛阳”记在太和十八年。(11)上述两种史料所选取的迁都的“标志性”时刻，当非太和十八年三月定策，而是同年十一月孝文帝率领百官抵达洛阳。这次南迁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迁都，而是在两都制下北魏朝廷周期性迁移的一个环节。 史载：太和十九年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12)这里的“尽迁洛阳”，其实是因两都制取消，平城的少数留守人员彻底迁往洛阳。《魏书·皇后传》：“车驾南伐，[冯废]后留京师。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及后父熙、兄诞薨，高祖为书慰以叙哀情。”(13)冯熙、冯诞卒于太和十九年春，史载冯废后自洛阳赴平城奔父丧，恰好可以印证“六宫迁洛阳”在太和十八年。引文说“后宫迁洛阳”的同时，“高祖又南征”。迁洛之后，孝文帝曾三次南征，第一次在太和十八、十九年之交，第二次在太和二十一年，第三次在太和二十三年。因而，“后宫迁洛阳”只可能在孝文帝第一次南征期间。太和十八年十月，孝文帝率百官自平城南返；十一月，抵达洛阳；十二月，南伐。冯废后率领后宫南迁，可能稍晚一些，也可能行进得稍慢一些，故而抵达洛阳时，孝文帝已经出征了。要之，无论是朝廷百官还是后宫，主体部分都于太和十八年冬南迁至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