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涂尔干禁令”：生物学社会转向中的情感社会学

　　一、引言：遗传理论的转变与生物-社会边界的迁移

　　社会事实不能“与有机体现象混为一谈”，只能通过其他社会事实予以解释（迪尔凯姆，2011：25，122）。涂尔干（ Durkheim）1895年提出的这一准则并未立即被严格执行，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少数社会学家将“社会生物学”（social biology）作为研究兴趣之一（Duncan & Duncan，1933）。然而，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学逐渐成为社会学的“禁忌”，两者之间的壁垒不断加深，进化论等理论资源日益失去解释社会行为的合法地位。后世学者称其为“涂尔干禁令”（Durkheimian injunction）（Udry，1995）。但是，作为这一禁令源头的涂尔干本人却与生物学渊源颇深。他不仅在早期著作中频繁提及生命科学（Marcel & Guillo，2010），而且将魏斯曼的遗传学说视为助力社会学从生物学中独立出来的“科学盟友”（Meloni，2016a）。事实上，无论是创立伊始深受生物学影响，还是后续独立自主发展，社会学都与生物学知识体系的演变趋向密切相关。

　　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物学思想能够移植到新兴的社会学和相对成熟的人类学中，主要是因为彼时的生物学并没有将先天（nature）与后天（nurture）视为二元对立，相反，生物与社会的概念模糊地混合在一起（Meloni，2016b）。但是，到了19世纪最后十几年，生物学领域对遗传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孟德尔（Gregor Mendel）、高尔顿（Francis Galton）和魏斯曼（August Weismann）将社会文化因素会影响遗传物质的软性遗传（soft heredity）①观念驱逐出生物学。这一变革意味着，被生物学排斥为“非生物学”的后天环境和社会文化可以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科学的专属领域，“在新生物学的帮助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最终出现了”（Meloni et al.，2016：9；Meloni，2016b）。

　　涂尔干正是借助魏斯曼的硬性遗传理论以及其他理论资源划定了社会事实与有机体现象的边界，为“涂尔干禁令”找到了“科学盟友”，从而“建立起社会与生物之间截然对立的功能模式”，为现代社会学摆脱生物主义提供了空间（Meloni，2016a）。到19世纪90年代，尝试定义这一学科的美国社会学核心人物如斯莫尔（Albion W.Small）和维森特（George E.Vincent）明确强调“生物学的方法和假设完全不适用于社会学”（Cravens，1978：141）。而二战之后，生物学和社会学则陷入解释人类行为的零和游戏：如果不是前者，就一定是后者，反之亦然（Meloni，2016b）。

　　因此，在生物的去社会化和社会的去生物化这一背景下，拒绝和批评任何试图从物种或生物学视角提出的解释便逐渐成为社会学的传统。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社会学的兴起开始挑战这一传统（罗力群，2024），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学科内部的危机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社会学开始出现弥合社会与生物之间鸿沟的呼声（田方萌，2023）。1995年，乌德里（Richard Udry）在《社会力》（Social Forces）撰文批评“涂尔干禁令”：通过社会事实解释社会行为只是一种有关学科边界的规则，而非关于世界本质的真实陈述，这一规则并不意味着社会行为没有社会事实之外的来源（Udry，1995）。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则敦促文化社会学家关注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工作，从而“为有关文化的观点奠定基础”（DiMaggio，1997：264）。新世纪以降，社会学界开始有意识地突破生物与社会之间的藩篱。2008年，《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推出“探索遗传学和社会结构”特刊，主张在未来的研究中“利用遗传学来研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和产生这些结构的机制的更深层次的东西”（Bearman，2008：X）。2013年，《神经社会学手册》出版，主编指出“愿意研究人类互动和组织的生物学基础的社会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会更为强大，而且能为其他学科提供信息”（Franks & Turner，2013：4）。2020年，《美国文化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则以专题探讨了文化社会学中的神经认知转向。

　　虽做出了不少努力，塞鲁洛（Karen Cerulo）仍深感社会学落后于时代：当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与神经科学、遗传学热烈地对话时，当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已经利用fMRI技术扫描大脑研究“搭便车”问题时，“社会学家似乎坚持在一旁，尊重——在某些情况下是加强——僵化的知识边界”（Cerulo，2010：116）。对于情感社会学而言，这一问题更为迫切，而解决这一问题也更为可行：一方面，情感具有不言自明的生物性，即使是最为坚定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都承认这一点，“情感，我认为，是一种生物性的既定感觉（sense）”（霍克希尔德，2020：267）；另一方面，情感于1975年成为社会学的分支领域之前，生物学和心理学早已做了大量值得借鉴的工作。但是，当文化社会学开始具体研究“神经科学能为文化社会学做什么”时，当文化研究开始以神经科学为理论资源而发展出“情动”理论时，情感社会学却依然被局限在相对狭窄的概念传统中。曾先后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ASA）情感社会学分会主席的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和简·斯戴兹（Jan Stets）为此呼吁道，“社会学再也不能简单地宣称生物学是一个社会学家不应涉足的‘黑箱’，并因此忽视情感神经学……必须以最完整、最有力的形式来理解情感”（Stets & Turner，20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