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存在于20世纪50—80年代初的大集体在现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虽然其已成为过往，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始终在经历者尤其是一代基层劳动者的心中留有特殊的印迹。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时代建构了他们理解个体-国家关系的观念体系，并且这种观念体系仍然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影响着他们对当下相关关系的关照模式，甚至影响着他们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定位。 研究发现，基层劳动者关于大集体时代的记忆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其中夹杂着的不仅仅是过往经历，更有基于这些经历的情感。这种情感无法单以“苦”或“乐”概括，更多情况下是一种“苦乐并存”的结合体，笔者称这种现象为大集体时代记忆的“二元情感结构”。既往的研究者在对诸如失地农民、老知青、“三线工人”、国企下岗职工、国有农场职工等劳动者的口述访谈中，也都发现了当事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所呈现的这种情感二元并存特征。比如，当他们想到那时的福利均等和集体组织内部的互帮互助时（陶宇、陆艳娟，2017），便会流露出“乐”的情感，表现出对过去的怀念；而当他们想到那时的物质匮乏、劳作艰辛和精神苦闷时（孙佳雯，2010），又会表达出“苦”的感受，表现出对当下生活的肯定。这种看似冲突的记忆现象不禁引起我们发问：“苦乐并存”的二元情感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生成逻辑与关系结构？它们对主体在当下的生活是否会产生影响？ 对于上述问题，学界的解释主要来自基于维权研究而形成的一些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归纳为“记忆维权论”。这类观点视集体记忆的编织、润色与表达为一种策略，具有可操纵性和变动性。在这种解释理路下，有研究者倾向于将信访过程中访民援引过去之保障、福利的行为视为上访的话术，是为了建构一种“苦难-救援”的情境（狄金华，2016）；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访民进行“形象制造”的包装实践（赵阳，2021），目的在于从集体主义传统中寻求政府庇护的道义资源。总之，无论是“苦”还是“乐”都是维权者进行权益表达的工具，是有计划的“表演”。 记忆维权论对于理解维权场景中集体记忆背后的利益动机具有启发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当研究进入一般性的生活场景时，基于记忆维权论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就会变得有限。也即当研究者仅以“文化工具包”的理论预设来框定集体记忆时，它将完全与“维权”“利益”的策略主义话术画上等号，过于强调“苦”与“乐”的工具性因素，忽略了记忆本身可能包含的更加丰富的情感性因素。不可否认，在维权场景中，“苦”与“乐”的确有可能是人们有目的的选择与加工的结果，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笔者注意到人们更多的还是受场景化的情感支配。这种场景化的情感支配既受到回忆者过往经历的影响，又与其在生活中受主客观因素支配对周遭事物的体认有关。由此，对此问题的研究便需跳出记忆维权论的范式，沿着“情感记忆论”的路径展开。 这一点在那些经历过深刻社会变革的人群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所表现出的对过去“苦”与“乐”的情感，或许并不是维权情景使然，而是日常生活中是否适应新环境、新境遇的情感流露，即不自觉地借助对过往经历的主观好恶来表达对现实状况的评价。就此而言，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各类社会群体的情感因其身份地位和认知观念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包括部分失意群体在此过程中对历史和现实“苦”“乐”认知的重新拆分和拼装，就不是记忆维权论所能解释的。从更加广泛的观察来看，对于任何在当下自感不再活跃于社会中心的普通老年人而言，他们对过往“苦”“乐”的重构更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笔者近几年对浙江省文景市蓝海镇①老渔民的田野调查也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我们发现，“苦”与“乐”的二元化呈现更像是体制转型后老渔民对大集体时代的一种复杂的情感性记忆重组。虽然这种重组后的情感记忆在事实层面可能是失真的，但是在主体的情感表达上却是真实的。这种“情感真实”（刘亚秋，2021a）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本文将通过蓝海镇老渔民的口述记忆来呈现“苦”与“乐”这两类情感的生成逻辑，尝试回答“苦乐并存”的二元情感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在主体当下人生中的价值。 二、研究脉络：从“情感真实”到“情感整合” 从广义上讲，任何记忆都可以被视作情感记忆，因为记忆中天然就带有情感因素（刘亚秋，2021b：336），任何记忆的生产与重构都有情感动力的参与（于京东，2020）。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在讨论“情感记忆”时，就不是在讨论一种全新的记忆类型，而是从情感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理解记忆。这也是社会学中的情感记忆不同于心理学之处。心理学中的情感记忆是指由实验环境中情感事件（emotional events）引发的记忆现象（Reisberg & Heuer，2004）。心理学家关心情感与记忆的关系，是为了讨论记忆的准确性（Uttl et al.，2006：1-12）。研究发现，因特定情感触发而产生的记忆虽然可能很生动，却经常失真（Reisberg & Hertel，2004：Ⅵ）。而社会学家讨论的情感记忆不是实验室情境下的记忆，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记忆。这种状态下的记忆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但能更真实地反映主体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的情感与态度。由此形成的学术脉络即目前学界关于“情感真实”的理论阐发。 （一）从“历史真实”到“情感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