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社会差异及其形成机制做出精准解读，是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所在，更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这是因为，只有对社会差异及其成因做出精准解读，才有可能找到减少差异的有效路径。在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背景下，能否基于机会结构的复杂性精准捕捉到社会分层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社会贡献大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合理、恰当的研究视角至关重要。 基于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视角的社会分层研究在现代社会学中有着悠久历史，但这一传统视角已被逐步突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及民族国家内部的变革推动了社会不平等形成机制的转变。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重塑了社会权力与利益分配的格局（Schiller，2006；Zuboff，2019）。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因素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产生影响，改变了社会不平等形成的内在机制（参见Crotty，2009；KenHou & Megan，2020；Piketty，2014）。近年来，西方社会分层研究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延续了西方社会学的传统，但也面临着视角的转变。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分层经验研究，无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政治过程对社会分层影响的讨论，还是对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的解读，抑或是基于市场转型论或权力延续论的分析，均受到西方社会分层研究传统的影响，主要围绕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视角展开。然而，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和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要素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机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改变了机会结构当中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已经超越了单一劳动力市场的范畴，并且相较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定型”的欧美社会，显得更为复杂。面对急剧变迁中机会结构尤为复杂的中国社会，国内研究者迫切需要转换研究视角。 本文将在总结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住房不平等研究，探讨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视角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成就与不足。笔者认为，虽然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视角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读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及其变化，但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视角越来越难以深入揭示社会分层的复杂过程，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视角亟待转变。面对机会结构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超越劳动力市场的多重结构取向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况，也能丰富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视野。 二、劳动力市场：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传统 社会分层研究本质上关注社会差异，或曰社会不平等①的形成过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不平等及其形成过程，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私有制出现后，由于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他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各异，从而形成了对立的基本阶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1972：332）。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分层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动分工由此也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关注点。韦伯关注到经济、地位和权力上的不平等，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可能的共同体（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以及三种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Weber，1978：302-306，926-939）。受韦伯影响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工业化社会的研究，主要关注基于市场处境（或阶级处境）的经济维度的不平等，即由个体的市场能力所决定的社会分层秩序。例如，吉登斯有关市场能力的相关论述（Giddens，1973）。因此，劳动力市场在后韦伯主义者的理论框架中（如Goldthorpe，1960；Goldthorpe & Lockwood，1963；Goldthorpe et al.，1987；Lockwood，1958/1989），仍是理解工业社会（而非传统的农业社会或等级制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视角之一。 无论是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还是受到韦伯主义传统的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开创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传统以来，劳动力市场始终是西方工业化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切入点。布劳和邓肯甚至指出，（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的）职业结构是现代工业社会之社会分层体系的基础（Blau & Duncan，1967：VII）。早期的西方社会分层研究关注工业化如何重塑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尤其是工业化所带来的基于经济和技术理性的劳动分工如何消解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中身份制或等级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如Lipset & Bendix，1959；Treiman，1970）。在传统的等级制社会，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包括所能从事的职业，往往受限于其出身。工业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社会不平等形成机制。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和技术理性使得雇佣过程不再像等级制社会那样依据人们的社会出身，而是更加依赖绩效主义原则，即依据人们是否具备胜任特定岗位的能力。工业化对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在人们（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相对作用（Grusky，1983）。总体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研究，大多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展开。例如，索罗金的研究通过分析父辈与子代职业类型的关系，解读了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分层过程，并探讨了这种分层过程与传统等级制社会的不同（Sorokin，1959）；后续的研究（包括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研究）则更为细致地考察了工业化水平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如Cutright，1968；Farrag，1964；Lipset & Bendix，1959；Treiman，1970）。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则直接关注职业地位的获得，认为职业结构是阶层结构的基础（Blau & Duncan，1967）。受布劳和邓肯影响的关于地位获得的后续研究（如Featherman & Hauser，1976；McClendon，1976；Sewell & Hauser，1975），尽管尝试增加新的解释变量，但总体上没有超出布劳-邓肯模型的基本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