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常规选举科目的武举，始于武周长安二年(702)，神龙政变后得以保留并延续至唐末，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而武举停废①。宋代士大夫因边疆战事和改造武将群体需要，积极促成武举复置，又对相关章程、选拔标准持续调整，使宋代武举面貌与唐代迥异。自天圣八年(1030)首度开科，到咸淳十年(1274)末次取士，宋代武举开科共71次，偶有中辍，选拔人才数以千计②。学界对宋代武举的研究极少，或在宋代科举通论性著作中以较少篇幅作普及性介绍③，或围绕《宋会要辑稿》中相关条例讨论武举在制度层面的设计与规划④，或基于宋元笔记讨论武举与社会的互动⑤，唯有方震华颇有创见地将宋代武举置于士大夫政治背景下以政治史视角加以考察，但亦仅将其作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的注脚而着墨不多⑥。这一既有研究现状与宋代武举在政治运作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全宋文》(全360册)的整理出版⑦、《宋代登科总录》(全14册)的汇编问世，给宋代武举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尽管二者因体量庞大而难免有粗疏之处，但瑕不掩瑜，只要复核原文、详加审订，仍可发挥其索引功能。本文通过整理宋代官修典籍、私家著作中的武举相关内容，以政治史视角观察宋代士大夫对武举的规划、设计和改革，探讨宋代重塑武举的背景、目标和手段，并且为144名事迹可考的武举进士制作小传(见表2)，再结合其文章著作，分析宋代武举的实际运作及其影响与成效。 一 背景：“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 唐末五代以降，文武分途格局逐渐形成，“文官的政治活动被缩限至文书与议论的范围”⑧，将校之职则由具有鲜明世袭色彩的武人集团垄断⑨。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和武人政治的形成，武举选拔将帅难以实行而被停废，于是，“当五代之时，诸将不起于贼盗者，必因杀夺而得之”⑩。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武将擅权、王朝速亡之弊，主张“亟进儒臣以荡涤其痼疾”(11)。宋太祖“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宋太宗“兴文教、抑武事”，明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12)。在他们的有意栽培下，士大夫群体发展成为政治主导力量，故论者有“宋代为士大夫之政治”(13)之说法。君主不但倚重士大夫处理民政，还令其参与军事、镇守地方，逐渐形成“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的“祖宗之道”。但是，赵宋建国以来的边防压力，势必要求镇守一方的士大夫知晓兵事，宋太祖遂令赵普举荐“儒臣有武干者”，太宗不仅“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武)秩”，而且嘉许孙何“选儒臣统兵”之议(14)。在君主大力提倡和客观形势需要之下，主导宋代朝堂的士大夫群体积极参与军事议题，从而形塑出以“才兼文武”的理想官员形象。 (一)对军事的关注 与强大的辽、夏、金为邻的两宋王朝，虽轻武官，却不得不重武事，士大夫喜谈兵事、亲历军戎者不乏其人。如宋沆、陈贯、沈起、萧注、张叔夜、董槐俱为文举进士而以“喜谈兵”、“喜言兵”闻名，大儒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陈亮“喜谈兵……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15)；而在宋辽、宋夏战争中，张齐贤、王钦若、赵昌言、柳开、张咏、向敏中和郑文宝等皆以文人领兵(16)。 然而，宋代士大夫虽积极参与军事，但甘愿换授武秩并长期供职军旅者毕竟在少数。如范仲淹与韩琦一道长期经略西北、屡建战功，却在庆历二年(1042)连上三表坚辞武职，拒不接受“观察使”的任命，以致公然违抗仁宗意旨，表示“如不获命，臣当践言，系狱上请，不敢逃罪”(17)。又如种世衡虽自愿由文换武，长期与西夏作战，其子弟却纷纷换回文资，试图重回文官士大夫之列(18)。且文臣改换武秩、统兵作战，全凭自愿，并无任何制度保障，无法满足宋廷选拔、任用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宋代士大夫遂试图对现有的武将群体加以改造。 (二)改造武将群体的主张 晚唐文武分途以来，文臣“不复寄以军武之任”，武将“不求以儒术之学”(19)，文武隔膜加深，对立加剧，以致“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20)。文臣被具有浓厚世袭色彩的职业武人集团排除在军队之外，武将皆拔擢于行伍之中而缺乏文化素养，名将史弘肇甚至表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21)有鉴于此，出身于禁军将领的宋太祖，在开国之初，即表示“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22)；太宗因曹翰为武人而能即兴赋诗，将其“自环卫骤迁数级”(23)；仁宗下令汇编历代战例和军事知识为《武经总要》，分发给主要将领，并亲撰《武经总要叙》，说明此举的用意在于让武将读书、知晓兵法，“深惟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24)。 鼓励现有将帅读书习文，固然有助于改变五代以来武将“大抵多务斗力……而古今成败，阴谋奇计，了莫识为何等事，直奸悍之匹夫耳”之现象(25)，但其效果完全取决于武将的配合程度和个人资质，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士大夫主张双管齐下，以儒家理想选拔将校并著为定制，重开武举之议充盈朝野，最终促成宋代武举的设立。 二 目标：选拔“素习韬略，颇闲义训之士” 宋代士大夫对武举自有规划，其重开武举之议，并非单纯“恢复”唐代模式，而是要全面“重塑”武举，使之服务于改造武将群体的宏大目标。宋代士大夫对武举有两次集中讨论：一次是真宗即位之初，因开国将帅的凋零，希望重开武举以充实武将队伍；一次是英宗即位之初，因仁宗后期武举一度停废，将帅选拔纯由家世和军功决定，士大夫要求恢复武举以改造武将群体。在这两次大讨论中，士大夫对武举的性质与功用的认识一以贯之，即选拔崇儒尚智之将，巩固强干弱枝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