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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朝西北土地政策，是其缘边战略体系的核心部分。对古渭地理与河湟地区土地预判，直接影响了宋神宗初期西北战略转向，并在变法与党争背景下引发复杂的政治博弈。朝廷招纳西北蕃部，形成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包括蕃部纳土、政府赐地和多边土地交易政策。其形势利害错综复杂，是当时西北缘边政策的难点。在此期间，北宋逐步确立了以土地、蕃部、市易为中心的拓进方案，三者互为表里、形成共力。在开放土地交易的同时，政府也进行土地根括、整顿与集中管理，为弓箭手营田铺路。这些措施共同构成西北缘边战略经制体系，使宋夏之间的态势逐渐向有利于北宋的方向发展。
从表1可见，熙丰时期，西北土地政策与全国性土地改制呈现交错之势，缘边五路是新法核心试点拓展区域，包括拓边、蕃部、耕地、营田、农兵、武备、粮食、转运、市易、堡寨、置将等系列施设。宋神宗朝西北缘边土地经略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专题：既可以全方位反映新法政策的广度与深度，也能将制度史、区域史视角和对具体政治、经济、军事行动的研究相结合，在动态治理中考察其进程。 一 地缘与良田：西北经略中的土地格局与战略预判 (一)西北地缘形势与战略转向 北宋在西、北两个战略方向处于和西夏、辽的长期对峙中。澶渊之盟后，辽国方向暂时和平，而西北边自李继迁夺灵州、李元昊建国后，一直是北宋防务的重心所在。陕西一路因直面西夏以及吐蕃、党项各部族，成为核心边防区域。通过路分的不断调整，可以看出北宋中后期防务重心的分布与演变：从四路(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到五路(加入熙河)，再到形成六路(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并规划出两大路系(永兴军等路、秦凤等路)。⑥两大路系的确立展示出陕西缘边经略的“两翼”：东北翼即传统的主线鄜延、环庆以及新复绥州一带，直面横山地区；西北翼主要是秦州以西，即北宋后期重点打造的洮、河、湟水区域。 首先看东北翼。永兴军路北端为宋夏交界的横山区域，有党项与吐蕃族帐分布。李元昊依夏、银、绥、宥、静等州建国，势力伸及横山以南，毗邻宋境内的环庆、鄜延以及麟府等地，是宋、夏对峙交锋的前线。⑦治平末，种谔夺取绥州，招降横山嵬名山部族。西夏为夺回绥州而大举侵边，北宋方面则派出韩绛经略陕西，意图用种谔建议拿下横山族帐。然而计划未成，反酿成庆州兵变，横山之役也草草收尾。 再看西北翼。从原先重点区域鄜、延、环、庆、泾，到后来以秦州为基础，向西延伸到古渭、熙州，进而河州、岷州、兰州，再到宋哲宗、徽宗朝逐步开拓的会州、湟州、鄯州、廓州、洮州等，形成北宋中后期的西北疆域图景。 上述两个方向中，东北翼受制于横山，又与西夏的银、夏、宥等州对峙，庆州兵变之后发展基本停滞。而西北向则是吐蕃传统聚居点，旷土良田、种族繁盛，有比较大的经略空间。其中青唐吐蕃是最大的势力，宋、夏两方在忌惮的同时又竭力争取。总体而言，西北线取代东北线成为经略重点，是地缘、局势、人事等多种因缘聚合的结果。 北宋西北缘边地区有三大水系：黄河、洮水和湟水。洮、湟二水是黄河支流，一在南，一在北，“河湟”“熙河”“洮河”“洮西”“河南”“河西”等地名，都与水系相关，只是区位侧重有所不同。宋方若要沿着洮、河、湟向西拓展，关键跳板在渭河上游。古渭(今甘肃陇西县)地区因其连接宋方实控的秦州和待经略的目标区域，具有格外重要的地缘意义。 从宋夏战略形势看，这个方向选择也是不得不然的结果。宋仁宗时，西夏已逐步拥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之地，⑧宋方在西北的实控力已退缩到渭河中游，战略空间在西夏和吐蕃族帐的蚕食与压迫下十分窘迫。古渭当时已是极边，渭河上游则鞭长莫及。党项在占据灵州，向西拿下西凉、回鹘之后，北宋已无法制约其南下的步伐，于是李元昊“复举兵攻兰州诸羌，侵至马衔山，筑城凡川”⑨，以阻绝吐蕃和宋朝的交通。⑩至宋神宗即位时，其城寨修筑已南向贴近汉界，“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汉界之近，自前未有也”(11)。在韩琦主张和坚持下，宋方修筑甘谷城(今甘肃甘谷县以北)，又筑通渭堡，以形成犄角防御之势。韩琦云：“隔绝得西人并吞古渭一带诸蕃，与瞎药、木征、青唐等族相结之患。”(12)他意在切断西夏与蕃部联结，防止其进一步蚕食。 甘谷城要接应的就是古渭。古渭地处渭河上游，距离秦州(今天水)直线一百余公里，是隋唐关陇集团的起家之地，也是后来王韶经制洮河的起点。确立这一战略方向，可以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落子”，有三个方面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