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发展视域下的我国基本建设数据资源管理研究

　　1 引言

　　客观、真实的原生数据，正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和国家的战略资源。2013年，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带领的团队，开始发布《全球数据开放晴雨表》。[1]在2017年5月发布的《全球数据开放晴雨表第四版(2017年)》评估报告的“发现与建议”部分，指出了各国政府数据开放普遍存在数据不完整且质量低等不足。[2]

　　目前，各国学术界都立足本国的数字化基础，积极探索问题解决之良策。技术界致力于寻求数据完整性之技术解决方案的同时，在管理界，2018年，PAULA等发文，概括指出可能对大数据研究有价值的19个管理理论，即：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动态能力观(Dynamic capability view)、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博弈论(Game theory)、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知识基础观和无形资产(Knowledge-based view and intangible assets)、知识管理理论(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组织的信息处理观(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iew)、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资源观理论(Resource-based view)、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社会物质主义理论(Sociomaterialism theory)、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与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3]

　　在我国，随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以下简称：雄安)城市基本建设的整体推进，日趋发达的雄安基本建设的数据自然界与物理世界的雄安基本建设活动相伴生成。用好大数据，实现大数据驱动经济社会活动的科学决策和监督管理，首先应建好、管好雄安城市基本建设的原生数据。对此，本文运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念，运用组织数据生态系统理论，[4]分析雄安基本建设及其数据资源管理，探讨高质量建构雄安地上地下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各种管、线、路等工程建设中产生的二维原始记录与三维原生数据的理路与方法。

　　2 “组织数据生态系统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的提出，表明了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努力方向。为建构协同演进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其大数据系统，需要运用“组织数据生态系统理论”，从原生数据管理与可靠管理技术两个维度，分析其中的历史及现实逻辑。

　　2.1 原生数据管理维度。理论上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字、国家产生后，国家的各项事务以及生产、贸易等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需要有据可依和有凭可证的原始记录及其规范化管理。然而，数字技术的出现及其推广应用，集“内容与载体”为一体的传统文件档案及其管理，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文件档案，不仅继续受到原始记录的形成和管理等跨时间技术作用影响，而且也受到原始记录信息传递跨空间技术作用影响。为此，须从人人相连技术走向万物互联技术的视域，梳理变化中的技术及其对原始数据形成和管理的作用影响。

　　2.1.1 人人相连技术下的原始记录管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国，“国家要进行管理，需要有条理的文书，因而也就产生了档案[5]和档案工作”。[6]在我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了玉玺制度、道路标准化修建制度等。我国形成了“以文书治天下”的传统。[7]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制度下，作为社会性活动的原始记录，担负着上情下达、左往右来的管理工具与可靠沟通的作用。理论上讲，正是由于国家[8]出现后，作为官府或政府活动相伴而生的原始记录，不是人为杜撰或编造的，而是具体活动自然而然生成的，且需要进行规范性的文书流转与档案管理。我国的文件档案系统，“天生”是真实、可靠的信息系统。

　　从现实维度看，文件档案供给系统，能确保一个国家的各项生产生活正常有序地开展；从历史维度看，规范化管理的文书档案系统的信息传递，能够如实反映一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发展历程。

　　目前，我国的档案管理存在“自己形成、自己管理”“秘不示人”“重管轻用”等观念的影响和束缚，还存在档案管理质量和效用、档案管理成本控制、档案文化、档案开放、档案服务等方面的短板。对此，需要结合我国实际，在借鉴国外档案法规建设[9]、档案开放原则[10]、数据溯源、民生服务[11]、数据文化建设[12]、建立档案中心(Records Center)[13]和中间档案馆等第三方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构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14]以指导实践等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克服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