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是与其所在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保持一致的产物，它显性或隐性地见证与反映着社会的各种关系，并以此来彰显或遮蔽其价值的存在。然而，长期以来，档案学界在解读档案价值时，更多是以档案内容为认知起点，以其所承载的信息与知识为关注焦点，围绕文本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有关“档案兼具凭证价值与情报价值”(两大基本价值形态)[1]的共识。然而，网络空间助推人类主体性发展迈向新境界[2]，公众获得由沉默的“受话者”发展为“围观者”与“表达者”，进而升级为“积极的行动者”的“身份转换”契机。[3]在此语境下，传统认知里忽视“人的存在”的档案价值观[4]，削弱了档案价值中由社会主体“人”所构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孤立的“自我存在”认知。而“档案”之所以作为档案，其存在价值归根到底是其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并且这种价值会随着“人”这个主体在社会关系中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同一档案对不同的主体或者对同一主体的不同状态，都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或价值意义[5]。在认知档案价值时必须明白，不同位置、不同时点的社会关系呈现必然会对档案价值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或者说一份档案的价值必然会随着其所承担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变化，也有学者把这种现象解读为人对档案价值认知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认知过程，即“一份在当时被判定为没有保存价值而销毁的档案，极有可能会随着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被证明它其实是有价值的，甚至是有极大价值的。”[6]因此，在某些时点上对某份档案价值进行判定时，不能用静止认知观来评判，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来考量它的价值存在，决定它的‘生’以及‘如何生’，而没有权力简单地决定它的‘死’。 1 档案的生死是否可由“一元社会关系”认知形态来决定 1.1 “八千麻袋事件”已给出了正确的答案[7-11] 1909年(宣统元年)，摄政王载沣奏准焚毁大宗档案，认为大库内档案无用者太多。学部参事罗振玉于是请学部尚书张之洞上奏罢焚，并将其以有小破洞、无法盛米的米袋(麻袋)装载共8000袋。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下令对这批档案进行整理，将比较完整的、“较好的”档案挑选出来。1921年，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将这8000麻袋档案卖给北京西单牌楼的同懋增纸店，共计14.8万斤，以4050银圆的价格售出，准备化浆造纸。1922年，作为考古学家的罗振玉以个人名义，用12000元即三倍的价钱从同懋增纸店买回原物，以其中部分内容整理编印出《史料丛刊初编》十册。1925年，罗振玉又以16000元卖给原清朝遗臣、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想要转手这批档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哈佛学社以及日本、法国买家竞相购买。经国学大师陈寅恪斡旋游说、筹划操办，最终作价20000元(一说18000元)由中研院收购这7000麻袋档案，经过整理、编辑、刊行，相继出版了《史料丛刊》和40册明清史料，清史研究面貌一新。1936年，史语所将部分档案迁至南京，后来迁往台湾；另一部分留在北京，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颠沛流离、劫后余存的珍贵档案才有了安稳的归属。 从1909年到1929年[12]，短短20年间，这批档案的数量越来越少，价格(价值)却越来越高(如图1所示)，档案的文本内容和载体本身都没有发生变化，同一时点的不同主体和不同时点的同一主体对于该档案的判定标准却是不同的，所以，应该看到，档案的价值认知不存在固定视角，一份档案的价值和存毁不能由某种社会关系的一次判定决定。 1.2 “一元社会关系定生死”的档案价值判定法应该被纠正 一是存储成本和检索成本的不断降低。当代出场语境下，数智技术的迭代足以支撑“选时代”向“全时代”的转变，秒级信息捕获和信息利用成为现实，使得原先不在保存范围内或保存期限很短的档案也被有意或无意地长久存储与利用。海量档案不再造成“数据冗余”，而是提升了档案价值链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再多的档案都能快速找到，特别是在数据共享和交叉复用后，其作为生产资源持续重复投入生产过程，不仅不会随着生产过程的结束而消失，反而可能随之增加或更加完善，效能也呈指数级增长。 二是认知深度与域内实践存在明显错配现象。传统的档案价值判定以“档案鉴定”为重要精炼手段，秉持着“最小冗余性”的价值取向，将全部档案划归为两类，以“漏筛”样态将档案分层分离，把认为“有价值”的档案筛选进来、妥善保管，把认为“无价值”的档案“杂质”筛选出去、放任流失(如图2所示)。此筛选过滤过程只提供“保留”和“不保留”两个选项，假设一个事件形成了1000份档案，800份因价值显化度高于“漏筛”判定值而被挑选出来，得到托载和保留，而另外200份则因为价值显化度低于“漏筛”判定值，从“漏筛”的孔隙中流走了。毫无疑问，这种对档案价值整体性的“肢解”使得档案所反映的是被选择了的历史，所呈现的是被强化或弱化了的社会记忆，将导致档案证据链价值力的弱化、档案价值的“碎片化”，进而形成诸多的错位价值判定[13]。
图1 “八千麻袋事件”中档案的价值变化呈现
图2 一元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档案价值判定 2 N元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档案价值认知方法 2.1 “漏斗式”档案价值判定模型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