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档案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档案学也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档案学的规模、速度、水平、结构进一步扩大、提升和优化，档案学的影响力和贡献度进一步增强，档案学的资政功能日益凸显，档案学的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新世纪中国档案学取得的成就 (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进一步提高，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 1997年教育部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从历史学门类调整为管理学门类，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共同组成“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2011年又微调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档案学由原来历史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中的下位学科(实际上就是三级学科)升格为二级学科，学科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不少高校都将档案学专业划转到管理学院或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的学科显示度明显提升。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档案学再一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如今的信息社会，信息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各项行动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国家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更名正是基于图书、情报和档案等信息资源在信息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图情档学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增长的贡献力而作出的科学之举。“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设具体的二级学科，淡化或模糊了原有二级学科的边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发展张力，有利于一级学科整体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为包括档案学在内的所有二级学科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无限可能。 档案学学科地位的提高，得益于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第一，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关怀以及档案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20多年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档案工作在国家工作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档案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档案事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重视档案工作，多次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档案工作把舵领航，既是对广大档案工作者的莫大鼓励，也是对档案事业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关心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与配合，21世纪的中国档案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档案事业是档案学发展的坚强后盾、实践基础和研究对象，档案事业的发展必然会牵引档案学的发展，带动档案学学科地位的提升。第二，社会各界对档案学发展的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教育部及地方各级科技主管部门、社科管理部门、教育主管部门等在课题立项方面对档案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获得立项的档案学课题逐年增多，重大招标项目实现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重大突破。国家档案局和地方各级档案主管部门、档案学会也根据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立项资助了不少档案学课题。科研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学科发展、提升学科层次的重要抓手，而科研课题在凝练学科方向、攻克重大难题、培养科研创新人才、反哺专业教学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1世纪档案学学科地位的提高，与以课题为纽带的有组织档案学科研的普遍开展有着很大的关系。第三，高等教育建设与改革的驱动。新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措施，旨在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2007年1月，国家启动特色专业建设工作。各高校档案学专业抢抓机遇，积极组织申报，收获颇丰，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3所高校档案学专业入选国家级特色专业。2017年1月，国家实施“双一流”建设计划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3所高校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两次被列入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1]。2019年4月，国家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3所高校档案学专业先后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安徽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9所高校档案学专业先后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入选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入选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15所高校档案学专业入选省级重点学科、优势特色学科、教育高地或培优(培育)专项计划。第四，档案学者的积极作为。新世纪的档案学者们紧紧抓住国家经济社会和档案事业快速发展所创造的良好机遇，心怀“国之大者”，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对诸多档案工作和档案学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其中不少成果获得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省级人民政府奖等高级别奖励，并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咨询报告，充分展示了档案学在服务国家中心大局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档案学的“低调”现象，提振了档案学者的信心。一些学者还因教学、科研成绩突出而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得“长江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社科名家”“学术与技术带头人”“英才”等荣誉，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档案学的社会影响。 学科地位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新老几代档案学者不懈努力、长期积累的结果，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值得倍加珍惜。新时代的档案学者应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档案学者披荆斩棘的拼搏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客观唯实，追求真理，为进一步提高档案学学科地位添砖加瓦、再立新功。 (二)档案学的体量进一步扩大，质量进一步提高 随着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的体格逐步壮大，实现了从“势单力薄”到“身强力壮”的华丽转身，由早期鲜为人知的幼小嫩苗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不仅表现为档案学专业教育机构及档案学专业教师规模的扩大，而且表现为档案学术交流平台、研究者队伍与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同时表现为档案学的结构、质量的优化，以及档案学影响力的提升。 2000年以来，我国10所高校新增档案学专业。目前，除了海南、宁夏、甘肃、青海、重庆、山西等少数几个省份没有开设档案学专业，档案学专业教育已基本实现全覆盖，这说明社会对档案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比较旺盛，这是档案学界办好档案学专业、完善档案学理论的责任和底气之所在。与之前相比，我国档案学专业的结构进一步优化。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38所高校开设了档案学专业，其中32所高校开展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占比为84.2%；20所高校开展档案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占比为52.6%；2021年全国档案学专业共有在读学生6454人，其中硕士研究生1203人，博士研究生150人，在读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占比超过20%。档案学专业教师的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不断改善，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档案学专业教师414人，其中教授143人，副教授154人，高级职称教师占比超过70%；286人拥有博士学位，105人拥有硕士学位，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达到94%[3]。 由于档案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档案学的科研产出显著增加。据统计，2000-2014年我国共出版档案学著作、教材345部，其中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88部，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17部，专门档案管理研究82部，档案鉴定理论研究9部，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12部，档案史学研究8部，外国档案学研究3部，档案法规和标准研究20部，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13部，档案学专业教育研究4部，档案信息化研究62部，档案学学术评价研究16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特色档案研究11部[4]。在这些学术著作中，有不少是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补充、修订而成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不完全统计，此类著作主要有：薛匡勇的《档案馆论》、仇壮丽的《中国档案保护史论》、黄霄羽的《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张世林的《档案信息利用法律研究》、胡鸿杰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王协舟的《基于学术评价视域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吴品才的《文件纵横运动论》、伍振华的《档案馆知识管理研究》等。新世纪出版的档案学术著作整体质量较高，获得社会的好评，如金波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黄霄羽的《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