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风雨而依旧活力焕发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我们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战胜各种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斗争者，更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关键奠基者。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辉煌成果，并将这些实践经验升华为哲学思考，提炼出系统理论。探究毛泽东对于斗争精神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的深邃思考，对于当前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引领世界观革命的斗争精神 斗争精神，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指勇于挑战困难、敢于维护正义的一种精神。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将斗争精神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对于中国人看待宏观历史发展以及解决微观问题的世界观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斗争”一词原意指的是人或动物相互争斗，互不相让。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和谐仁爱，提倡通过礼节、教化、修养等方式化解利益冲突恩怨，对于非维护正统纲常的斗争现象一般持消极的态度。尽管近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学说兴起，但对斗争的传统偏见仍具有深厚影响。孙中山提出，人类进化的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斗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2]毛泽东也曾认为互助办法相较于“用强权打倒强权”的阶级斗争更为彻底。[3]然而，随着实践挫折与理论学习的深入，毛泽东开始赞扬被压迫阶级的斗争行为，并逐步显露出敢于揭露斗争、善于分析斗争的才能。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4]可见，毛泽东明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哲学”的功能。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在哲学层面要求承认矛盾的客观性以及矛盾斗争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毛泽东认为：“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106-107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其表象上相对稳定的性状实际上是内部诸多矛盾的斗争达到某种平衡状态的外在表现。当条件的变化足以破坏这种内部平衡时，事物的现存状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呈现出符合自身现实规律的新的现存状态。人能够通过理解利用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6]330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活动物质生产，毛泽东称之为“生产斗争”，是人类为获取物质资料寻找规律、人为创造条件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一种斗争形式。而人与人之间同样存在着的斗争，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斗争也将推动社会发展。“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5]325在这一世界观下，生动的矛盾取代了传统思想中天道、天数、天命的地位，构成了揭示事物来源与本质的关键，也赋予人们在改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能动性空间。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基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视角，认可人民大众斗争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反对短视地屈服于现存秩序的市侩观念。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世界的斗争武器，是在压迫阶级不愿放弃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被压迫人民不得已而为之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能通过改善生产关系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于那些对于斗争客观性的否定以及对于谈斗争者挑起斗争的污蔑，毛泽东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进行了驳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7]1473基于阶级对立等根本利益冲突的斗争，是不可能通过主观意愿来消除的。抱有幻想、回避斗争只可能拖延解放的时间，加深被剥削的程度，是求小利图名声而忘大义。 斗争精神对反抗封建的“正名”并不意味着对任意斗争无原则无条件地支持。毛泽东倡导按照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而斗争。每个人的一生本就都是斗争的一生，只不过斗争的目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人为的是威福、权力和物质享受，有的人为的是自身免于被剥削被压迫，还有的为的是大多数人的解放与幸福。社会上存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以及为追求一己一家致富不顾一切的思想，本就是剥削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异化与毒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更是格格不入。这些思想应当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被人民群众抛弃。而共产党员在思想觉悟上应当走在人民群众的前列，明确批评自身残留的封建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意识，不为个人得失浪费精力，投入为人民克服困难的伟大斗争之中。 最后，斗争精神强调个体应当具备一种历史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从而克服困难争取历史主动，反对受挫后消极等待，也反对达成阶段性目标后即心满意足止步不前。通常而言，斗争结果的成败可以证成目标方向的真伪。然而，毛泽东认为，这一原则虽适用于生产斗争，但不适用于社会斗争。在社会斗争中，即便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在思想和策略上都是正确的，也可能遭遇失败。这是因为旧势力虽正衰败但仍残存实力，导致“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5]321斗争者很可能较长时间都处于实力相对微弱的状态之中，经历的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7]1487的过程。因此，斗争者需要坚定意志，在低潮时期积累力量，做必要的战略退却，并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局部胜利来促成整体力量的转变。斗争达成阶段性成果之后切忌骄傲自满，停滞不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潜在社会风气始终保持了清晰的忧患意识。他要求干部们“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8]285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旨在赶超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斗争，在增强国家实力的同时有效抵御了外来风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