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态观平议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蕴含着富有见地的生态观，但一直有学者对此进行否认。其中以朱迪思·夏皮罗的《毛泽东反自然的战争：革命化中国的政治与环境》(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为典型代表。作者从“一刀切”(dogmatic uniformity)、国家主导的人口流动(state-ordered relocations)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自然环境的人为影响，否定毛泽东“人定胜天”的观点，指出这一时期对自然的“进军”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认为这一时期的“反自然战争”扭曲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导致中国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①针对夏皮罗提出的“毛泽东反自然”观点以及由此对毛泽东生态观的质疑，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澄明，深度阐发毛泽东生态观对于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和参考意义。

　　一、重回历史：对所谓“毛泽东反自然”问题的客观审视

　　要正确评判“毛泽东反自然”问题，必须重回历史，把问题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其进行历史、全面、辩证的分析。

　　(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不能脱离具体历史环境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不能脱离具体历史背景，切忌以今非古，更要警惕西方学术话语中关于此问题暗含的意识形态“陷阱”。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摆脱“一穷二白”境地、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现代化任务。当时完成这一任务的不利条件很多，诸如国际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先后经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战争，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遏制，中苏关系也由短暂“蜜月期”到紧张恶化直至中苏同盟破裂；从国内来说，经过长年战争，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严重落后，同时频发的自然灾害对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有利条件方面，除了新中国确立起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外，主要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③，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④。进入五十年代后半期，为“赶英超美”，尽快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⑤，这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鉴于各方面条件落后，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关键只能在人。其实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提到，“人定胜天，困难可以克服，外界的条件可以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哲学”⑥。由此可见，毛泽东“人定胜天”观点有其提出的特定历史背景。朱迪思·夏皮罗将其单纯理解成人们为战胜自然而不择手段、罔顾自然规律，这就脱离了具体历史环境。在毛泽东这里，“人定胜天”更强调的是恶劣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带有鼓舞士气的意味，这从历史文献中“人定胜天”一般多与战胜自然灾害、兴修水利等内容相关也可看出⑦。因此，简单地从“人定胜天”这一观点中得出毛泽东“反自然”的结论，认为毛泽东没有生态观，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二)辩证把握毛泽东的初衷以及政策具体实施中出现的偏差问题

　　如前所述，毛泽东“人定胜天”观点往往是一些人论证“毛泽东反自然”的关键。如果排除别有用心之人从政治角度进行恶毒攻击的情况，即使学界对这一问题褒贬不一，但对于毛泽东提出“人定胜天”的初衷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几乎没有异议。虽然生态环境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得到后来那样的重视，但毛泽东主张的快速发展也没有鼓励以牺牲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为代价去发展经济生产，相反，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毛泽东多次谈到要尊重自然，比如“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⑧。朱迪思·夏皮罗将中国在“大跃进”时期及“文革”十年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归咎于“毛泽东反自然的战争”显然不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偏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政策具体实施中出现的偏差也不容忽视。

　　比如夏皮罗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认为“滥用大寨模式忽略了区域差异和地方做法”，导致“湖泊被填满，森林砍伐，和由此造成的侵蚀”⑨，但她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却忽略了“学大寨”的起源恰恰与改造环境有关。大寨人民正是在“山穷水恶土地薄，七沟八梁一面坡”⑩的恶劣自然条件下，通过建造梯田、植树造林来保持水土，把荒山改造成新的“大寨田”，由此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贫困状况。对于大寨模式，毛泽东更加强调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指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1)。当然在推广过程中，个别地区在具体执行时确实出现了“形式主义”“盲目照搬”等问题，但不能将其作为否定毛泽东生态观的依据，如果单就“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对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视，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何·皮特(Peter Ho)从“下级在执行上级指示时存在的不一致”角度对政策实施中出现的异化问题进行过说明，并列举了牧业学乌审召运动，指出其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在草原和荒漠地区的体现，为畜牧业生产提供了保障(12)。

　　再如夏皮罗诟病的“以粮为纲”政策，针对各地在实施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曾专门强调，“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13)，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当然实践中确实出现了大跃进时期夏皮罗所提出的由“围湖造田”所导致的湖泊面积锐减等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论与实践、动机与效果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还与毛泽东晚年对辩证法的主观主义运用有关，但不能以此构成对毛泽东生态观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