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0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从萌生政治觉悟到确立政治理念、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然而，学界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迄今难称充分。这一是表现在，很多学者在探讨毛泽东思想历程时，直接将五四时期作为起点，基本忽视毛泽东之前的思想经历。对此，美国学者施拉姆(Stuart R.Schram)、沃马克(Brantly Womack)可谓是典型代表①。二是表现在，有些学者虽然注意到毛泽东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其思想中存在着多种不同成分杂糅的状况，但是往往止步于列举这些成分，未曾深入分析这些成分在毛泽东思想历程中的演变情况。这方面的早期代表是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②。在近年来国内学者专论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的研究中，虽然对其时的多元化现象和多种成分进行了更为详尽地揭示，但是基本将其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所接触的思想成分都视之为不甚重要的片段③。如此一来，这类研究也就很少论及这些片段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是否起过作用的问题了。 在毛泽东早年接触的多种思想流派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属浅尝辄止，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但是，有些所谓思想片段的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谈话时坦陈，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两种早先的政治思想对自己产生过深远影响，其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思想，其二则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这的确是两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政治思想，但是在通常的中国革命史叙事中，多被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代表而顺带提及。以往近代思想史书写述及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也基本不再提及这两种政治思想。实际上，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人对于这两种政治思想的印象仍然甚深，乃至于所谓“康党”和“革党”的名号依旧通行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明显表现出这两种政治思想刻下的痕迹。虽然早有学者论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这两种思想的接触，但很少深入探讨毛泽东为何会深受它们影响，又是怎样在自身思想发展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而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超越的意义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近年来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缺乏突破，在实证研究上进展不足，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同情的理解”还很不充分⑤。这就提醒我们，探讨前述问题很可能有助于重新理解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历程的实践逻辑，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从观念到观念的串联与推演，而需要更加全面地把握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进程。 一 康梁的政治启蒙及其余绪 论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起源时，此前通行的做法是指出毛泽东对多种不同思想成分的接触情况。这种做法早在魏斐德的著作里已有体现。魏斐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一些西学知识，与维新改良思想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混杂在一起，成为毛泽东生发政治思想的基础⑥。这一思路也为后来不少研究所沿用。其实这是一种十分含混的看法，因为毛泽东早年接触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和新学知识，诸如儒家传统思想、民间通俗文化、湖湘经世之学以及一些洋务思想，实质上属于个人成长中宽泛的思想背景。这些思想成分既不具备太强的政治意味，更未对毛泽东产生政治意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说，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起源过程中，其早年触及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及新学知识并不占有突出地位。事实表明，毛泽东政治意识的产生，更多来自社会现实问题的刺激，触发了他对既有政治思潮的关注。 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其政治意识发端于1910年，主要是因为三件事情的刺激。一是1910年4月间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这是辛亥革命前夕群众性反抗斗争行动的代表性事件，在国内外都造成了很大影响⑦。当时尚在韶山冲私塾就读的毛泽东也听闻了此事，不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始终忘不掉这件事”，“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二是不久后韶山境内发生的官府镇压秘密会社哥老会起义的行动。此事因哥老会与地主之间的冲突而起，后来起义的首领虽然“被捕斩首”，但是毛泽东和不少同学都认为“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通过这两个事件，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官府与民众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一时期催生其更大政治觉悟的是第三件事，那就是，他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从而“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⑧。这意味着，毛泽东由此产生了初步的救国救亡意识。 从时间上来看，毛泽东追忆的上述内容，恰恰与他接触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着力阐发的维新改良思想形成了紧密的衔接。这种衔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毛泽东在韶山冲期间结识了从外地回来的一位小学教师李漱清。李漱清在当地是一个颇受非议的“激进派”，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并“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实际上李漱清是倾向维新立场的人士，毛泽东当时便“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⑨。其次，是毛泽东于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本身就是一所在维新活动影响下出现的新式学堂，校长李元甫也是维新派人士⑩。毛泽东后来回忆，自己在这里“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最后，正是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开始直接受到维新思想的启蒙。这是因为，他从此时同在学堂读书的表兄文运昌(亦作“咏昌”)那里得到了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毛泽东对这两本书“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11)。毛泽东的说法当非虚言，他对这些书很可能读了很长时间，因为直到1915年年初，他才把《新民丛报》还给文运昌(12)。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三方面的机缘，才使毛泽东首次领略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治思想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