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的卷軸裝寫本書籍不同，從9世紀前半葉開始，敦煌出現了一種册子本的圖書，一般是用5-7張紙一折疊，再把一疊疊紙的折疊一邊縫合，形成爲册子本。還有一類册子本，是紙葉對折，形成一個雙葉。雙葉折疊處的外側抹上漿糊，與另一雙葉相粘。雙葉逐一粘接累加，形成一册。這種册子開本一般比較小，便於翻檢和攜帶，因此常常用來抄寫需要攜帶的書籍。和細字寫經及經折裝寫本一樣，這類寫本大概都是爲個人所用的文本，而不是圖書館的正式藏書。 戴仁(J.-P.Drège)教授早在1979年就發表了《敦煌寫本中的册子本》一文，對册子本的年代、紙張、裝訂方式等方面做了詳細的論説，他也提示了這種册子本一般爲個人使用，並且便於傳播，所以内容主要是比較流行的佛經如《佛説觀音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疑僞經、占卜書、陀羅尼、讚文、發願文，還有變文、詩歌、曲子詞、字書、書儀、習字；除漢文本外，還有藏文、于闐文、回鶻文、魯尼突厥文；寫本之外，還有刻本和繪畫①。但他的文章重點在册子本的外觀和物質形態的分析，内容方面只是一筆帶過。 馮婧在2022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公元10世紀敦煌册子本的製作與使用》中，從寫本學和跨文化的角度詳細分析了敦煌的册子本，特别觀察了宗教和教育類的册子本，重點也在册子本的物質層面，對册子本的方方面面作了更加詳細周到的分析②。 本文力圖把敦煌册子本按内容加以分類，强調這類圖書都是不入正規的官府、寺院圖書館的卷軸式收藏系統，而是在民間流傳的小本圖書。由於攜帶方便，流傳範圍相對廣遠。在中古時期，正是這類册子本所負載的知識，得到了更廣闊的傳播，甚至取代卷軸裝的鴻篇巨制，成爲晚唐、五代、宋以後社會上知識的重要載體。隨著册子本圖書的流傳，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知識結構和擁有知識的階級構成。 一、官人出行或遷轉時需要攜帶使用的書籍 唐朝的制度規定，官員三年就要遷轉，换一個地方或者崗位，實際上地方官的遷轉往往不到三年，因此唐朝的地方官員一直是在流動當中。官員在到達一個地方之前，總要先瞭解當地的一些情況，這樣《十道録》一類的地志可以提供基本的信息。P.2522册子本，存長方形紙兩葉，雙面書寫，存字16行，記劍南道十二州的州郡等級、名稱、距兩京里程、所管縣名及等級，有的州兼記古跡、土貢等。羅振玉考訂其爲已佚的賈耽《貞元十道録》“略出之本”③。這個寫本的抄寫時間不明，貞元年間(785-805)敦煌在吐蕃佔領時期，這件抄本應當是大中五年(851)敦煌與唐朝重新建立聯繫以後被帶到敦煌的。我們知道敦煌藏經洞發現有《天寶十道録》(敦煌市博物館藏)，爲卷子本。至少在貞元以後，《十道録》類的文獻開始有了册子本，應當與官員遷轉或出行有關。 至於地方志類的文獻，唐朝前期的《沙州圖經》(P.2005)、《西州圖經》(P.2009)，都是卷子裝，精抄本，格式謹嚴，應當是原本存放在官府的寫本。晚唐以後，地方志的抄寫也有了册子本，這樣更便於地方官瞭解當地的地理、人文情況。不過目前我們見到的册子本《敦煌録》(S.5448)④，字體不佳，封面上有“道真”題名，似乎表明這個寫本是屬於位於莫高窟前的三界寺僧人道真所有。與敦煌的其他地方志對比，《敦煌録》增加了有關莫高窟的記載，可能就是道真所爲。不過這種地方志的册子本形式，可能反映了地方志從卷軸裝到册子本的轉變。 中晚唐時期地方行政體制的重要變化，是管轄數州的節度使府的出現。節度使(常兼觀察使)經常在轄境内外行軍作戰，所以其文職僚佐如掌書記一直就要隨軍出征，在行旅中，甚至在馬上間歇時，要代節度使撰寫對外的通信。P.4093《甘棠集》應當就是專爲方鎮幕僚撰寫公文時參考使用的唐代文集。《甘棠集》，宋以後亡佚，王重民先生考定其即《新唐書·藝文志》别集類著録之“劉鄴《甘棠集》三卷”⑤。該寫本爲册子裝，共30葉⑥，分作四卷，存文88首，保存了全書的大半内容。據趙和平先生考證，劉鄴大中八年(854)攝陝州參軍充觀察巡官，卷一至卷三的内容係爲陝虢觀察使高少逸起草的表狀；大中十四年(860)，劉鄴轉任翰林學士，卷四的狀啓可能爲此後編纂而成⑦。劉鄴作爲跟從觀察使出行的巡官，與跟從節度使出行的掌書記一樣，需要在行軍當中隨時快速起草表狀，因此册子本最爲便捷實用。應當指出的是，P.4093的主體是《甘棠集》，後面又接續抄寫了《平脈略例》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前者是醫書，後者是曾經保佑玄奘西行取經的小本佛經，兩者都與旅行有關，或許因此而接續抄在《甘棠集》的後面，表明《甘棠集》不是官府寫本，而是個人隨身攜帶的書籍。這個册子本到很晚的時候又被人用來習字，包括一些雜寫和丁亥年(987？)、庚寅年(990？)契約文字。這種狀態是敦煌寫本册子本的常態。 不僅僅節度使、觀察使的隨行官人要在旅途中撰寫表狀，其他官員出行時，也同樣如此。敦煌寫本P.3723、S.5888、P.3451bis均抄寫《記室備要》，係郁知言在咸通七年(866)以後爲宦官監軍使太原王公注準備的各種表狀啓等公文，書分三卷，上卷爲上天子及致外朝百官，中卷涉及北衙宦官及北司外朝官員，下卷爲十二月書儀及致送禮品的各種狀文。這顯然也是隨監軍使出行時所用的文集⑧。三件敦煌抄本中P.3723、S.5888爲卷子本，P.3451bis爲册子本，表明這本書也曾以册子本的形式被攜帶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