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记录中与外来艺术相关的画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画家，对隋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外来艺术，不断创新，也是当时绘画发展的重要特色。 《历代名画记》卷2《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记载了隋唐时代画家传承的情况： 只如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阎立德、阎立本，并祖述顾、陆、僧繇，田则郊野柴荆为胜，杨则鞍马人物为胜，契丹则朝廷簪组为胜，法士则游宴豪华为胜，董则台阁为胜，展则车马为胜，孙则美人魑魅为胜，阎则六法备该，万象不失。[1] 这段话详细列出了南北朝末期到初唐的一批画家们传承的情况，总的来说都是传承着六朝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的传统。实际上顾、陆、僧繇三人的差别是很大的，陆探微比顾恺之晚，在用笔方面更发展了劲健的特点，进一步体现了“骨法用笔”的审美精神。而张僧繇则是深受西域绘画风格影响，从造型到色彩的运用都体现着独特的韵味。张僧繇在一乘寺绘“凹凸花”，体现了西域风格的特点。《历代名画记》还记录了姚最与李嗣真对他的评语，其中颇有深意。姚最说张僧繇“殊方夷夏，皆参其妙”。李嗣真称赞张僧繇“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唯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2]。从两人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张僧繇吸取中外各类艺术，因而形成了他的艺术“万类皆妙”的成就。从南北朝末期至隋唐之际，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画家，他们在学习顾、陆、僧繇等不同画风的基础上，往往把中原传统的风格与西域风格融合在一起，又各有创新。 隋至唐初涌现出的一大批著名画家中，有两位是来自西域的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其绘画以西域风格著称。《历代名画记》卷8记载尉迟跋质那，称其为“西国人”[3]；同书卷9记载尉迟乙僧，称其为“于阗国人”[4]。《唐朝名画录》则记为：“尉迟乙僧者，吐火罗国人。”[5]如果把《历代名画记》所记的“西国”理解为吐火罗国，那么，可能就是尉迟跋质那来自吐火罗国，后来移居于阗。尉迟乙僧则是在于阗长大的，后来被派到中原，开始在长安等地绘画。由于尉迟家族的背景，他们都擅长画西域风格的人物，甚至可以跟阎立本媲美。朱景玄认为二人绘画各有所长，阎立本画外国之人“未尽其妙”而尉迟乙僧画中国之像“抑亦未闻”，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历代名画记》称赞尉迟跋质那“善画外国及佛像，当时擅名”。又说“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乙僧)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僧悰云：‘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4]172《唐朝名画录》说尉迟乙僧：“凹凸花画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5]15从这些评价来看，我们知道，一是尉迟父子绘画很精妙，二是他们的绘画风格是外来的西域风格。《唐朝名画录》和《历代名画记》也分别都记载了尉迟乙僧在慈恩寺、光宅寺、兴唐寺、安国寺、奉恩寺、大云寺等著名寺院中留下了画迹。在当时长安，尉迟父子能与诸多名画家并列，并突出体现出个人的风格，可知他们艺术造诣之深。 此外，隋唐之际还有几位来自印度或斯里兰卡的僧人，也善于绘画和雕刻。如隋朝一位来自印度的僧人叫昙摩拙义，《历代名画记》记载： 天竺僧昙摩拙义，亦善画，隋文帝时自本国来，遍礼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县大石寺，空中见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为十二神形于寺塔下，至今在焉。[3]165 这段记载虽然有点神话成分，但昙摩拙义制作了木雕十二神像这件事应该是真的，他来自印度，他制作的雕刻显然是印度风格的。 唐朝一位僧人叫金刚三藏，来自斯里兰卡(狮子国)，《历代名画记》载： 僧金刚三藏，狮子国人。善西域佛像，运笔持重，非常画可拟。东京广福寺木塔下素像，皆三藏起样。[4]185 类似这样来自外国的画家，在隋唐时期应该不少，文献记载仅仅是少数突出者。可知隋唐之时，佛教绘画与雕刻中，有一部分是十分“正宗”的外来艺术，这部分绘画和雕刻与中原本土艺术并存，构成了隋唐佛教艺术的辉煌局面。 长安、洛阳及成都等寺院反映出这一时期外来艺术风格与中原风格并存的局面，这在敦煌壁画中，体现得更为丰富。由于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从北朝以来就存在外来风格与中原风格并存和交融的局面，隋唐时期依然如此，但这一时期中外艺术风格虽有并列，更多的则是融合与创新。 二、彩塑的外来影响与创新 敦煌石窟最初就受到印度、中亚(犍陀罗)等地风格的影响，这种外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隋唐时期。这反映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中亚等地的交流一直没有断绝，而印度佛教艺术的最新样式总会影响到敦煌一带。 北朝时期佛教造像中，犍陀罗和马图拉的雕刻风格交替影响着敦煌，同时，来自中原的影响也会时常在洞窟中体现出来。到了隋代，一方面，外来风格被中国艺术家改造而形成了新的时代风格，同时，印度笈多时期的造像风格也大规模地在石窟中呈现出来。如隋代第二期出现了较多的大型佛像，以第427、292窟为代表(图1)，佛像体量很大，造型厚重，身形挺拔伟岸，面相庄严，衣服贴体，衣纹简练。与印度笈多时代萨尔纳特佛像相比较(图2)，即可看出在整体造型上，与中原北齐造像虽有关联，但在内在的精神气质上更多地体现着印度笈多艺术的特色。当然，佛像的面部造型的中国化特征，佛像袈裟层次的丰富性，头光和佛座的形式的多样化等特征，显然已有较多的中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