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索唐后期河朔诸镇之一的幽州镇，其员属“本地化”的现象及其实质。所谓“本地化”，是指节度使范围之内的那些源自其他地区或本地移动状态的人员(或成员)通过在军队的任职与服役逐渐与所在地区和社会融合的现象，即外来成员以“在地化”或地方化为目标表现出的行为。 一、“本地化”的出现 有唐三百年，军人服役呈现出一个从“义务兵”到“征兵制”的转化，突出表现在府兵、行军被节度使体系的替换之上，它前后的衔接表明的是国家征集军队性质发生了变化。前期的府兵多由种田的农民组合，平时务农，战时出征。①到了节度使时代，军镇成员就以兵务为根本，耕种生活与他们不存在直接关系，即使从事农田耕作，也多以军人的身份承担，《资治通鉴》曾说“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②这就是说将士一旦离开军队就无法生存，他们已与军镇天然般地结为一体了。③按节度使之设，本为保护长安、洛阳两京为首的中原核心腹地免遭诸如后突厥、吐蕃等势力的侵扰，④为提高效率，朝廷赋予节度使统兵权之后，又加之行政、财政等权力，如同马端临所说“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⑤这就意味着节度使军队替换征集的府兵和调动的行军所蕴含的军队与地方结为一体时代的到来，按照孟彦弘的说法，唐朝军队的地方化即开端于节度使的制度性建构。⑥ 这里的“地方化”也就是“本地化”，然而它在安史之乱后的河朔就改变了味道，即“地方化”与“割据化”结合进而背离了朝廷意旨。那么，这种地方化、本地化在幽州镇是怎么表现的？它背后浸透着什么值得我们探索呢？ 二、本地化与节度使军队驻扎化之关联 幽州军的本地化与军队驻扎化有一个因果关联，但驻扎化并不必然导致本地化，本地化还需要另外的条件才能成立。 幽州既处于中原核心腹地的东北部边缘，又是草原和东北纵深之地南下或西南下的前沿，属于三者交叉地带。从中原王朝的角度讲，它就是防御的前沿之地。从突厥复辟、契丹人和奚人势力的壮大开始，幽州联结三者交往的功能就被防守中原免遭北部势力袭击的角色所替换。⑦范阳节度使之设就是加强中原东北地带功能的表现，⑧节镇遂与幽州本地密切关联起来。节度使负责的军事范围一旦固定，其下属之军、镇、守捉的驻扎亦稳固延承，军人的职业化、终身化以及家口随行亦出现了本地化之趋势。⑨譬如《李永定墓志》之志主系出陇西，其父祖三代均仕职河北道之赤山和玄州，例属营州都督府，系羁縻建置。⑩武则天当政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叛乱，营州形势危殆，玄州遂南迁而落脚于幽州。(11)李永定延承其父职活动在幽州一带，因防御奚、契丹乃至突厥等势力而战功卓著，后卒于范阳郡私第，葬于郡西北，表明他已安家范阳，其长子同样做官本地。这表明，李永定这支外来的家族历经数代已植根于幽州本土，是外来者本地化的一个典型，为节度使军队地方驻扎之倾向提供了鲜活的案例。(12) 然而，节度使军队走向本地化还需要新的条件，否则这二者也不必然产生关联。就幽州而言，范阳镇之本地化无疑是安禄山叛乱冲击造成的直接结果。这些安史部下尤其本地百姓在代宗与叛军妥协之下得以存留，朝廷直接管辖这里的权职被削弱后，幽州在节镇军队的驻扎下，二者的密切连接就正式开启。《旧唐书》云：“(李怀仙)与贼将薛嵩、田承嗣、张忠志等分河朔而帅之。既而(仆固)怀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13)李怀仙以节度使的身份驻守幽州，他招兵买马和筹集军费等全部仰仗幽州抑或邻近之地，其结果强化了幽州驻军而非朝廷。情况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朝廷的控制力下滑甚至丧失，如同宋人所谓“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那样，李怀仙的行为完全属于“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的背离行为。(14)李怀仙依托幽州筹集军队并保障其供应的一切手段，都是他按照这个集团的意愿行事，他加强军队恰恰出自保护自身以与朝廷脱离，这就将军队的建设依托地方而与前期出自朝廷维护皇室的行为完全相反，军队的“本地化”在这里就形成了。 三、军队将士的本地化现象 军队将士的本地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首先表现在掌握权力的节帅及其家族子弟的身上，幽州也不例外，但本文关注的则是中下级将士乃至普通士兵，他们多来自幽州及其邻近地区，服役该地并与幽州社会产生了密切关系。(15)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发掘的幽州雄武军将士卒后集中安葬此地就是一个典型。 据《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记载，(16)其中有一合墓主杨釰，他出任幽州节度驱使官、衙前亲事兵马使、桃林镇将，于僖宗乾符六年(879)“终于平州桃林镇私弟(应作‘第’)”。这个桃林镇处在平州(治卢龙，河北今地)之内，杨虽不仕职雄武军，但被安葬于此，应属于附葬祖茔之习俗，墓志记载“曾王先祖公大墓……即祔茔雄武军东北□原□卅里”就是证明。另一合志主杨少愃，似与杨釰同族。他任职雄武军兵曹参军，志文说他“少习专经，长弘维教；乡贡立事，明经出身”，属乡邻俊秀之辈，卒于宣宗大中六年(852)，安葬雄武军东南。第三个人物苏子矜，“幼列军职，至贞元中迁于雄武军押衙”，会昌二年(842)卒于幽州蓟县，后“扶灵归于本军，合祔葬于雄武军东三里原”，表明雄武军的驻地已成为苏子矜家庭之落坐。第四合志主王氏，“以配君子，即武公苏君”，系苏子矜夫人。王氏于元和九年(814)疾殁于广边军私第，大和二年(828)改窆雄武军城东三里平原，应与其丈夫苏子矜合祔。第五合志主苏全绍，担任雄武军知军副使，乾符四年(877)去世后迁殡雄武军东西北之原茔域，同出自雄武军仕职之缘由。另一合张庆宗的墓志，说他出自清河郡，于会昌元年(841)加入雄武军，“始职亲事兵马使，……迁转瀛州马军大将，历过九镇四十余秋。……又署衙前□军马步都将”。这6合墓志的志主既有雄武军成员，又有与该军密切联系者。郡望武功的苏子矜，墓志记载其祖父“性好闲游，高步塞北”，从此与幽州发生了关联。清河郡望的张庆宗，于会昌初加入这支军队，也是外来者与幽州结识的案例。这些人因与雄武军保持着密切关系，去世后就安葬于雄武军所在之地，表明他们的任职与驻地连为一体进而转成了“本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