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王朝强盛、开放并且与周边诸政权保持长期密切的互动，其对外交往的诸种机制遂成为现代史学中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内涵丰富的外交文化之中，“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的宾礼①，是应由皇帝参加的最高规格礼仪环节。正因如此，这一环节常常被视为王朝周边外交的代表性活动，受到研究者极大重视，已有若干专门研究作品。海内外相关研究，大致围绕三个基本问题展开。一是宾礼文本的性质及其行用。《大唐开元礼》明确规定了宾礼的范围与内容，是讨论相关问题的起点。日本学者石见清裕对《开元礼》宾礼的全部六篇文字，作了详细的注释与解说，并探讨了“蕃望”等相关问题②。这是关于宾礼文本的先行研究中最为扎实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吸纳了若干日本研究者的意见，足以代表日本东洋史学界对隋唐宾礼文本的认识，并且成为后来诸多研究者继续处理相同和相关议题的依据③。二是唐代宾礼的实相。前述石见氏作品对《开元礼》宾礼的解说，本身就着眼于对唐前期宾礼实相的描摹。另一位日本学者广濑宪雄则用了相当大的力气来复原唐后期的宾礼模式，并通过对会见场所和接见形式的考察，认为唐后期宾礼转变为皇帝与使者的个别会见，这种与中国国内听政制度变化密切勾连的趋势为北宋的外交仪礼所继承④。广濑氏的作品是颇有分量的声音，尝试把宾礼纳入“唐宋变革”的理论视阈进行讨论。三是宾礼表达的意涵。先行研究一般从朝贡体制或册封体制的框架讨论宾礼，认为它是国际秩序和权力关系的某种反映。广濑宪雄揭示自唐后半期至北宋，虽然现实的外交关系发生了大幅变化，但将周边诸势力一律以国内臣下相待，这种中国王朝主观性的“国际秩序”的规定和认识却一直持续着。这是对“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等假说的重要质疑。王贞平则制造了“去政治化”“权力中心论”等概念，论证唐代宾礼与多元的国际格局并不匹配⑤。 先行研究为认识隋唐外交文化乃至6-10世纪东部欧亚国际关系格局提供了重要帮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撇开《开元礼》随意界说“宾礼”，将其与外交或外交礼仪等同，甚至认为唐代的“宾礼”包含了对外关系⑥；二是以条文为历史，径将《开元礼》宾礼视为唐代的现行制度，并作为一项基本预设。前述石见氏作品如此处理之后，后来的研究者对此也都未加以覆按检验⑦，导致研究者将《开元礼》与其他性质的史料进行同质化处理。这也导致第三个问题，即因此未能认识到唐代宾礼的实相，并对唐代对外关系进行臆测⑧。 基于如上回顾和梳理可知，如欲通过隋唐宾礼以进窥中古中国与外界互动的历史，仍需探明一些基本问题：什么是宾礼，《开元礼》宾礼文本的性质如何，隋唐宾礼如何演变，以及它与王朝的外交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即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回答。 一、中古宾礼的两条线索 何谓宾礼，其对象包括哪些人？经书中五礼“吉凶宾军嘉”之宾礼，有广、狭二义。其狭义者，《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据郑注，前六者是“六服之内”的诸侯见天子之礼，后二者是诸侯遣人聘问天子之礼⑨。此为狭义的宾礼，也是正式的宾礼。广义者，《礼记·曲礼》篇题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致贡朝会之说，宾礼也。”疏云：“‘五官致贡曰享’‘天子当宁而立曰朝’‘相见于郤地曰会’，如此之类，是致贡朝会之说，当宾礼也。”⑩五官致贡之类，俱是《曲礼》原文，各礼的行为主体，五官谓天子司徒、司马等官，朝天子者谓诸侯、诸公，会于郤地者亦为诸侯(11)。此为广义的宾礼。广、狭两种宾礼，狭义者其对象为地方诸侯，广义者另含天子朝廷中的臣僚。 根据经义而将国家制度纳入其中，宾礼遂在中古时期形成了南广北狭两条线索。南朝采广义宾礼。西晋虽已采用五礼分类，但现存的南北朝史书志礼时，尚不固定且未完全以五礼分类，但宾礼的部分已约略可寻。《宋书·礼志》尚不是完全意义的五礼分类(12)，但已明确提到“周之五礼，其五为嘉”，内容略含冠、婚(13)。史文紧接着便提到了“聘享之礼”，包括元会朝贺与藩王入朝(14)，可以对应宾礼的内容。其实“聘享之礼”，就是当时宾礼的另一个说法，并非这里要将二者强行牵合。因为聘享本专指《仪礼》所记的聘礼，而《宋志》却谓其“虽颇见经传，然首尾不全”，因而从叔孙通定汉仪叙起，主要内容也是朝会。如果聘享还专指聘礼的话，经书具在，不可能首尾不全。而《宋书》所记的“聘享之礼”的内容，也正是《三礼目录》所记载的广义宾礼内容。至《南齐书·礼志》序，则明确言及按照五礼分类记载，其中仅有正旦朝会一则，相当于广义宾礼的记载(15)。蕃王入朝之礼，据《宋志》，实自魏晋即不常有其事，故自东晋之后此礼遂废(16)，《南齐书》便无相关记载。至此可以说，南朝的宾礼虽体现了经学上的广义宾礼范围，但实际上只有朝会甚至仅仅指元会而已。 南朝齐、梁、陈所修五礼仪注，规模极大，《梁书》载其中《宾礼仪注》为十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17)。既然自魏晋以来地方诸侯的朝聘之礼久废，则可推知南朝上百卷宾礼仪注的内容，大都应是臣僚朝见之制，如正旦大朝会之类。至陈朝，梁所修五礼虽经侯景之乱，颇有散亡，而《隋书·经籍志》所记陈朝宾礼，仍有六十五卷之巨(18)。南朝修撰礼书的传统，礼书既载仪注，又录沿革；其沿革的部分，多记时人议礼之说，故南朝的宾礼仪注也应当是这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