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永熙三年(534年)，盘踞关中的宇文泰，迎接从高欢手下逃出的孝武帝元修入关，旋即将其弑杀，另立文帝元宝炬，创建西魏王朝。这一政权后来被北周取代，造就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①。为团结关中胡汉群体，与东、南二敌相抗，宇文泰执行“关中本位政策”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成立于西魏最后一年(恭帝三年，556年)，仿《周礼》而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统摄中央政府的托古改制之举，无疑是中国古代王朝复古潮流的一个波峰，为古今学者所瞩目。历来的研究从多种角度剖析此番改革的原因与目的，但对其作为整个西魏职官制度改革之最后一环的性质，学界的认识尚有模糊不清之处。本文试图将西魏官制的改革历程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如何受到经说理论与现实政治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而进行阶段性的制度调整，并最终依《周礼》设计六官体制，奠定北周的职官架构。为实现这一研究目标，首先便要对学术史有所回顾。 一、西魏北周托古改制的原因 作为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催生的割据政权，西魏北周面临着如何在自身所代表的胡化势力与积淀颇深的汉化传统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两股潮流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时便会呈现出矛盾的面貌。借用陈寅恪的语汇，他们在有限度地利用“六国阴谋之旧文”即《周礼》改革中央政府时，也毫不掩饰地推行“塞表鲜卑之胡制”③，恢复胡姓、拜祭胡天、说鲜卑语等都是其明证④。两者基本不相混杂，都统合于西魏北周的治国术之中。南宋郑樵就曾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 后周宇文氏以其起于夷虏，故欲变夏为夷，以夷为贵也。然官制一遵三代，而姓氏用夷虏，何相反之如是⑤？ 为什么汲汲于“变夏为夷”的宇文氏，会采取“官制一遵三代”这样的“汉化”措施呢？郑樵提出的疑问触及了胡化与汉化的关键，但他没有给出合适的答案。其他古代学者则往往从宇文泰的政治行动中理解其托古改制的意义，认为他行用周制，无非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与王莽是一丘之貉。如南宋叶适认为：“王莽篡而作《大诰》，泰用《周礼》亦然，岂从周之伪者固当尔耶？”⑥明末清初人王夫之认为：“法先王而法其名，唯王莽、宇文泰为然。莽之愚，刘歆导之；泰之伪，苏绰导之。自以为《周官》，而《周官》矣，则将使天下后世讥《周官》之无当于道，而谓先王不足法者，非无辞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为周公，逆者丧心肆志之恒也；绰以泰为周公，谄者丧心失志之恒也。”⑦ 陈寅恪则接续郑樵，从胡化、汉化的角度思考宇文泰托古改制的原因。他认为，“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此绰所以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⑧。面对“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带来的胡化浪潮，只有发掘关中地域独有的华夏文明历史资源，加以中和，才能“融冶胡汉为一体”，从而落实关中本位政策，塑造关陇集团。王仲荦从其说，认为西魏北周建立六官制度，“通过这类形式上的改组，能够获得华夏正统文化继承者的称号，并藉此取得中原地区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拥护和归向”⑨，将陈寅恪的看法申说得更为清楚。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宇文氏的胡化政策等于是“宣言要回归北魏立国的精神，如此一来，汉人便无立足之地了。为了与此相对抗，出现了回归夷夏未分离的远古周代之制的方案”⑩。川本芳昭认为，“西魏、北周多采周礼，且尊之为国家的指导理念，另一方面却重新捡起北魏孝文帝时代已被废弃的胡姓……前者可谓汉化路线，后者为胡化路线，因而是相互矛盾的政策。这让很多史家都十分费解”，其实，“乍一看很矛盾的政策，之所以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是因为一个胡汉融合的、崭新的中华世界已经出现，在那里即使同时开展这些措施也不会有违和感。西魏、北周采用周礼这一遥远的上古政治思想作为指导理念，而不以魏晋作为模范，此两者是相互关联的”(11)。日本学者重视北族统治者为调和胡化与汉化而建设崭新中华世界的努力，与陈寅恪的看法殊途同归。 与此同时，叶适、王夫之所代表的从政治史角度切入的传统，也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回应。谷川道雄认为，北周采用《周礼》，有着改变西魏时期皇帝与霸府分权的“政权二重形态”，赋予其统一秩序的目的，即利用改制的机会将行政权力向实权拥有者集中(12)。内田吟风认为，宇文泰奉行六官，是为了利用宇文氏源出神农氏、与姬周关系密切的文化符号，并借此机会铲除与其不和的旧势力(13)。大川富士夫认为，宇文泰的极端汉化政策只是一种表面的汉化政策，真实的目的是为强化西魏军队而笼络汉族豪右，所以才奉行了儒教古典主义。而施行原本流于空想的《周礼》六官体制亦不是为了益国利民、便时适治，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塑造儒教信奉者的形象，以此为借口扩充己方势力、打压反对势力，逐渐取得帝王权力(14)。吕春盛注意到宇文泰在大统末年逐步引入六官制度的过程，也是北镇人物渗入朝廷高层、取代追随魏帝势力的过程(15)。同时，他将六官制度全面成立的恭帝三年时的高层官员列表，发现六官之长均为领兵的柱国大将军，“显示西魏军事权与行政权结合的军事国家本质”，而小冢宰、小司徒等六府次官全是宇文泰的亲信人物，对各府长官有牵制的作用，宫伯、武伯、兵部等涉及军事的职位也为宇文泰亲信把持，起到监视朝廷的作用，其他中大夫一级的官员中也有相当多的宇文泰亲信(16)。石冬梅认为宇文泰之所以建立六官制度，是为了笼络与其比肩的大将赵贵、独孤信等人，“他要分一部分权力给六柱国，而一般的官职已不能满足六柱国的要求，故只能将中央机构合并为六官，以六柱国分司”，而“宇文泰实行六官制的根本目的不是标榜所谓神州文化正统”(17)。薛海波亦认为，“宇文泰行六官，其实质是要将宇文氏宗亲和亲信全面安插到西魏朝廷掌权，彻底清除朝廷中的魏室势力，是‘有实无名’的篡位之举”(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