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沟通天地之大礼，南北二郊是历代王朝申述天命的重要形式。西汉元始年间王莽在为汉家制作郊祀时提出了“先祖配天”“先妣配地”①的理念，以高帝配南郊，以高后配北郊。此种祭天地并享祖先的祭祀方式将皇帝敬天与尊祖的诉求完美结合，更有助于加强并彰显王朝的合法性。后世诸朝多遵循之。然而古代礼制的传承并非简单的因袭，它的发展既受到经学这一内在动力的影响，又要面对前代的礼制故事与本朝的政治需求，②因而各朝礼制细节又多有不同。如泰始二年(266)初晋武帝在据王肃之义去除南郊、明堂五精帝时顺便改革了北郊，“除先后配祀”③。与十六国北朝相比，南朝与魏晋在礼制上更具衔接性，学界对于魏晋南朝的郊祀已有不少专论，④但这些研究并未深入探讨郊祀的配位问题。鉴于此，笔者拟在精读史志基础上，通过分析魏晋南朝郊祀之表象，发掘其中的郊祀配位理念。 一、魏晋时期的郊祀配位理念 谈魏晋礼制不能不提郑玄、王肃之学。郑玄论郊祀以《周礼》为中心，同时又援引纬书五精帝、感生帝之说。《周礼·大司乐》有圆丘、方丘之祀，《礼记·祭法》言“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认为“禘”即祭昊天上帝于圆丘，配以帝喾，“郊”即祭感生帝于南郊，配以后稷；比照祭天之祀，郑玄又将祭地之祀分为方丘昆仑之祀与北郊神州之祀。⑤景初元年笃信郑玄之学的魏明帝认为两汉四百余年“废无禘祀”，遂实施郊丘分立，以始祖舜帝配圆丘，以舜妃伊氏配方丘，以太祖武皇帝配天(南)郊，以武宣皇后配地(北)郊。⑥明帝此举既确定了曹魏以舜帝为始祖的神圣世系，更是向世人展示汉魏禅代就是上古尧舜禅代传说的翻版。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周礼》诸经并未提及地祇之配位，郑玄除注《周礼》“神仕”时言道“祭天圜丘象北极，祭地方泽象后妃”⑧，并未对方丘、北郊之配享直接表达意见。反观汉制，王莽据《周礼》圆丘、方丘之说定南北郊，他因“阴阳之别”理解天地之判，⑨遂发展出“先祖配天”“先妣配地”之说，分别以高帝、高后配二郊。中元元年(56)光武帝下诏尊薄太后为高皇后，配食高庙、地祇。⑩自此先妣配北郊理念广为流行，魏明帝在据郑义制礼时自然也吸收了汉制，以舜妃、武宣皇后配方丘、北郊，此可视作是对郑玄郊祀学说的补充与发展。 魏晋易代后，晋武帝不满足于在礼制上因循曹魏，遂用其外祖王肃之学实现了郊丘合一并“除先后配祀”。关于泰始年间郊祀改革，《晋起居注》保留了一段重要的议礼记录： 武帝太(泰)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士祭酒刘喜等议：‘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晋礼，天郊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孔晁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妃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11) 博士孔晁宗王肃之学，他主张的周明堂不及武王、地郊无配之说，可以看作是王肃之义。(12)也正是在孔晁建议下，翌年晋武帝最终决定了北郊“除先后配祀”。与孔晁相对，祭酒刘喜既主张以宣皇后配地郊，又主张景、文二帝可同享明堂。关于明堂礼，《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其主要经学依据。郑玄认为《祭法》所说“祖文王而宗武王”就是明堂之祀，并指出“祖宗，通言尔”(13)，即文王、武王皆在明堂享配天之礼。郑玄后学所编《郑志》详细记录了郑玄对明堂礼的看法：“祭五帝于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谓合祭于明堂。”(14)据此可知，文、武二王共配明堂之说乃辨识郑学的标志之一，刘喜之论便是遵循郑学。当然，刘氏亦主张以先妣配地，联系曹魏景初之制，则知魏晋之际主郑学者确实多持先妣配地之论。可以说，泰始元年(265)冬的这次议礼活动就是郑、王二学的直接交锋。(15) 其实与郑学相比，王学不惟不重视北郊配祀，它甚至从根本上就不重视北郊别祀，即单独致祭北郊。史载魏明帝因凉州上瑞图欲行告天之礼，既已泛及五精帝，又欲告及地祇，他询问群臣：“每祀天辄以地配，今不地配耶？”孙钦回应道：“周礼祀天南郊，无地配之文，大魏受禅，因汉祀天以地配，此谓正月南郊常祀也。今告灵瑞，不须以地配。”(16)或因《礼记·郊特牲》等篇未言及祀地，孙钦便认为周代南郊不以地配，他提及魏初所承汉制则透露出一则东汉郊祀惯例，即东汉初年虽别立北郊兆，但地祇一般多因正月南郊配享昊天，简言之即东汉郊祀多采用天地合祭，很少别祀天地。(17)这一做法乃取自元始仪，元始仪有天地合祭之礼，王莽曰：“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18)孙钦综合礼经及汉制认为只有南郊常祀时地祇才得以配享，偶尔告天不必以地配，其不重视北郊之祀可见一斑。此时王肃竟支持明帝之议，他言道： 礼，有事于王父，则以王母配，不降于四时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于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独阙，于义未通。以地配天，于义正宜。(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