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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艺术发展历程中，人类一直是艺术创造的主体。可以说，过往的艺术史就是一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艺术史，特别是自文艺复兴起对于人文主义的尊崇，让我们始终将非人类存在视为艺术创作的对象。21世纪伊始，人类学发生了本体论层面的转向，过去只是作为人类凝视的对象——非人类生命、机器、物等等，逐渐被认为是与人类文明互相深嵌的存在。“人类世”(Anthropocene)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亦让人类开始重思其与地球上的其它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近年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弥散的关于“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素，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强调当代艺术调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实践的逻辑在于，在遵循科学实证精神的同时，当代艺术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在危机加速的年代依靠感性经验直接发出声音，从而引导人们对现实作出积极回应。
图1，安妮卡·易(Anicka Yi)：《生物化机器(人畜传播)》(Biologizing the Machine(spillover zoonotica),2022)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艺术实践的可能性 在我们找到确认非人类中心何以可能的科学证据之前，我们讨论的实际上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切入对于此种关系的讨论，而当代艺术——作为感性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则为我们在科学实证之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艺术实践提供了进入的可能。非人类中心主义艺术实践的施行方式种类多样，为方便之方便，笔者将在下文结合非人类中心主义艺术实践的三种大致类型，即“人与非人生命”、“人与机器”以及“人与物”进行论述。 1.人与非人生命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非人生命”主要指动植物，但“人与非人生命”的艺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后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以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为例，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哲学家逐渐将这二者置于一种对立的角度观察，这种二分法最终在笛卡尔哲学中促成了确认主体“我在”的重要出发点。笛卡尔将人与动物的区别集中在“理智—本能”、“机器—意识”以及“广延—主体”三个方面，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人类对待动物的基本观念。吉尔伯特·西蒙东认为，在19世纪之后，“二分法”之前的关于人类与动物存在之间流动性的可能得以回潮，他认为“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之间的差异是程度而不是性质的”。④及至当代，蒂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的“生态现象学”(Ecological phenomenology)提倡一种“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认为世界的现实是人与非人的混融杂合，而非分离。加拿大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则将狭义上的人与非人主体性的转向问题概括为费利佩·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关于人类四种认知模式的探讨、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和“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sim)，以及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能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