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①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内含质和量的历史的矛盾运动，②质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而量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质的飞跃。面对生产力“质”“量”变革的理论命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便提出要认识并改造“落后生产力”。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③它首先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当代表征存在，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动态跃升。新质生产力理论以“新质”理念、生产力跃升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质量理论、发展理论，能够对当下中国生产力“量的总和不断扩大、质的飞跃尚未实现”的现实状况提供理论指导，最终落脚到以生产力革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目标上来。 “文化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理论界提出的重要原创性概念，较早在1994年程恩富的论文《文化生产力与文化资源的开发》中被使用，④是生产与再生产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直接力量，横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生产领域，是文化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必须通过实体表现出来。相应地，文化生产力的总量和质量也必须通过大规模的文化生产活动才能得到实现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新形态日趋成熟，开始表现为一种产业、经济形式。它以精神文化因素作为直接生产要素，以文化本身为生产对象，指向文化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日益成为一种具有本体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形成自身的生产方式。有学者认为：“文化生产力是指当代社会以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为依托、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以文化产业的兴起为标志和典型形态、创造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⑤这一描述较好地体现了文化生产力的形态与特征。 文化新质生产力是内生于文化生产活动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它符合新质生产力的一般内涵——以创新为特点，以质优为关键，以先进性为本质；同时，它还代表着文化领域中传统文化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发展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不是新质生产力对文化产业的简单赋能，也不是仅仅加强文化因素向其他物质生产的渗透，而是要将文化本身视为价值创造的源泉，从其自身系统出发，利用新兴的科学技术，解放并发展内生于文化产业领域的新型生产力。 一、技术赋能：文化生产力的动态跃升与质态重塑 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为技术赋能文化生产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框架。⑥起初，文化主要通过非语言符号系统(如肢体动作、图腾崇拜等)进行构建与传递。第一次传播革命，语言的出现使得复杂的思想和文化知识能够被保存和传承，故事、传说、宗教和知识的“口头”传播成为可能。第二次传播革命，文字的创造使信息的记录和传播突破口头的限制而能够被“书写”，文化内容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更精确地传递、更持久地保存。书写和阅读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新形式，文学、历史记载和法律文献得到发展。第三次传播革命，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书籍和文档的“复制”效率，降低了文化传播的门槛，使得文化产品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被生产、分发至社会各阶层。这一过程不仅加速了文化的普及化和民主化进程，而且推动了现代出版业、教育体系和大众传媒的兴起。印刷品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第四次传播革命，广播、电视、电话等技术的兴起进一步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广泛性，同时也为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分发提供了新的途径。文化生产开始向“电子”媒介转移，电视电影、音乐录音等新型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广告业和娱乐产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从口头传统到文字记录、从印刷复制到电子传播，四次传播革命都拓展了文化的表现形态，提升了文化生产传播的效率化、规模化水平。技术手段的革新深入改变了文化的生产机制，催生出更多元的产品和产业形式。 从历时的视角看，技术对文化的赋能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迭代深化的渐进性。在早期的语言与文字时代，文化生产高度依赖手工技艺与口头传承，创作者的个体才华与技艺是文化创造的关键。然而，随着印刷术与电子技术的兴起，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对文化的加持愈发显著。这一趋势在第五次信息传播革命中达到新高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国的计算机、通信、广播电视行业在此背景下加速融合。传统大众传媒迅速向信息产业靠拢，新型文化业态蓬勃发展。从静态互联网到交互互联网的演进，再到去中心化互联网生态的形成，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大规模数字内容成为文化内容的主流，文化生产模式变得更加灵活、分散且智能化。时至今日，“云、网、算、智”⑦已经成为文化生产最重要的技术基础设施。“数据上行、智能下行”广泛融入文化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各环节。作为要素中介，数字链路帮助文化生产要素实现分布式创新配置与多样态循环流通。作为智能中枢，人工智能大模型为文化生产提供基于海量数据的解决方案，并实现智能化的再生产。作为信息空间，数字信息系统为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提供虚拟空间。这一进程中，技术介入了文化生产的初始阶段，与文化的融合更加深入，更深层次地触动了文化生产机制的核心，催生了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