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近期已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但不同学者往往仅仅聚焦于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某个维度，或文化产业维度，或人文(文化)附加值维度，或人文(人本)主义维度，或人文精神(文化)动力维度，等等。然而，在现实中，人文经济或人文(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存在多个维度，比如，人文(文化)的经济化维度、经济的人文(文化)化维度、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维度、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维度等。与此相应，分析人文经济必须避免以偏概全的做法，人文经济学也不能仅仅将人文经济多个维度中的某一个维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必须着眼于整体和系统。只有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多层含义出发，才能更全面理解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人文经济与人文(文化)的经济化 近期学界关于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的热烈讨论，可溯源至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①这段话不仅阐明了从人文经济学视野研究像苏州和杭州这样人文(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达城市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而且也提出了从人文经济学视野探讨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的命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这段话中，除“苏杭”一词外，还包含“文化”“经济”“人文”“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等几个关键词。从上下文看，其中的“人文”与“文化”两词近义，与《辞海》将“人文”视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定义大体上一致。事实上，“八八战略”之“八”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中的“人文优势”与“文化优势”也具有近似的意义。因此，“人文”与“文化”两词是近义词。当然，“近义”并非“同义”。与“文化”一词相比，在某些语境中，“人文”一词更加突出文化中“人的主体性”；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人文”一词则更加偏重于文化中的“历史文化”意蕴，比如，“八八战略”中所述“浙江的人文优势”，就是指浙江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中已经形成的区域文化优势，即浙江的“历史文化”优势。在中文中，“经济”一词是“经国”“经邦”和“济民”“济世”等词综合与简化的产物，蕴含“经世济民”“经纶济世”“治国平天下”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就表明，在中文“经济”一词中已包含“人文”的意蕴。而在现代语言中，“经济”一词意味着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是人类生产和再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过程的总称。人文经济是通过人文(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以创造、转化并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经济形态。人文经济或人文(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有多重维度、多个层面、多种方式。 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第一重维度，或人文经济的第一层含义，是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人文(文化)的经济化。人文(文化)的经济化从两个方面对文化领域产生影响，并改变人类的文化发展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相当一部分文化(经营性文化)必然会被纳入(或卷入)市场化、产业化轨道，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逻辑和方式运作，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作为人文经济新形态的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另外一部分文化(公益性文化)不能或难以被纳入市场化、产业化运作轨道。即使如此，这一部分文化(公益性文化)，也已经无法一如既往地成为自外于市场经济的自足的体系。推动这一部分文化发展，也必须借助于被实践证明为灵验的市场化、产业化的手段，提升发展效率。 实践表明，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第一重维度，即人文(文化)的经济化，是提升文化发展效率的有效途径。从历史上看，文化生产低效率、文化产品短缺，是一个伴随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突出社会现象。自然经济是一种生产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和家庭或经济单位需要、自给自足、分工简单的经济类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缺乏类似市场经济具有的利益驱动、竞争、价格等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的机制，文化产品生产往往难以形成产业化、市场化的规模，文化生产效率低、供给短缺。比如，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就已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但自宋至清，书籍一直是高成本、稀缺的文化消费品。有学者测算，在清朝，活字印刷1000套《红楼梦》的总费用，约2000两银，相当于乾隆年间300亩土地产量、13万斤大米的价格。加上流通、销售成本及税费等，一部《红楼梦》售价约4两银，与260斤大米价格相当。②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书籍等文化产品制作成本高、价格昂贵，难以形成低成本、大批量生产的产业化规模，文化产品的稀缺、短缺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状态。 像在一般的经济领域一样，在文化领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费用高、激励机制扭曲，③其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生产的低效率，进而导致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的短缺或不足。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即使在上海市也出现了戏曲上“严重的剧目荒”“电影话剧、新歌剧、音乐、舞蹈和美术的创作也很少”“国产片太少”“广播节目数量少、质量低”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短缺的现象。④像上海这样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大城市尚且如此，更遑论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全国其他区域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产品生产的低效率和供给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现象，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