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市场机制逐步完善，文化日益繁荣兴盛，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文化消费的增长和升级中得到满足。与此同时，文化消费也呈现新的趋势：一方面，随着文化消费的边际增量逐步超过物质消费的边际增量，文化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另一方面，群体文化消费水平正在迈向新层次，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文化传播的大众化和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①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大众文化消费仍处于初级阶段，消费结构呈现区域和群体不均衡性，文化消费相较于物质消费仍较落后，有较大潜力亟待挖掘。 影响文化消费的因素较多，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因素、生活习惯、文化环境、科学传播技术等，其中，政策因素对文化消费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文化消费的政策。但究竟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可以推动区域文化消费繁荣发展尚缺少学理性探讨。本文以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为研究对象，梳理这些城市出台的各项文化消费政策，重点研究不同政策工具组合对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效果。本文将消费补贴等文化消费促进政策作为影响文化消费水平的条件变量，将各地区全体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结果变量，通过比较分析条件变量的各种组合，发现促进和阻碍文化消费水平提高的政策要素组合，进而为促进我国文化消费提供政策建议。 一、我国文化消费促进政策演进 我国文化消费促进政策历经探索萌芽、初步形成、快速扩张、全面提升四个时期，由经济管制政策向经济管制政策与激励政策并重转变，由直接刺激手段向直接刺激手段与间接刺激手段结合转变。 探索萌芽时期(1991年以前)。这一时期虽然原文化部、财政部正式承认“以文补文”活动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娱乐性文化消费的出现，但管制政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初步形成时期(1991-2001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明确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的概念，用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扩大财政支持、提供税收优惠等经济激励政策，切实用市场规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有效适应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② 快速扩张时期(2002-2011年)。随着文化产业概念的正式提出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我国出台了更多文化消费激励政策，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放开文化产品市场价格、完善市场公共服务体系、扩大财政支持、提供税收优惠等直接刺激手段方面。此外，政府通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2131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等项目引导人民关注文化消费。《国家“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也指出，文化消费领域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明显增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政策得到进一步实施，相关部门开始采用经济管制和激励政策相结合的方法，综合使用直接和间接刺激手段推进文化产业发展。2011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对文化产业进行财政支援、减免税收、金融支持等多样化扶持政策。 全面提升时期(2012年至今)。2016年年末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完善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加强监管、改善市场环境促进文化消费。2019年，为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质量，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提出推进文化消费试点示范的任务，随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提出通过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确定一批试点城市、示范城市，落实《意见》提出的率先在试点城市、在示范城市落地各项举措的工作思路。在示范城市评价指标中，政策保障体系部分详细阐述了经济管制与激励并重，直接与间接手段相结合的具体措施。202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丰富优质文化和旅游供给，释放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发挥文化旅游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综述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成熟，文化因素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纳入经济研究范围。20世纪以来，由于我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移，关于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的研究不断增加。 社会学与文化经济学把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为两类：一是社会文化因素。李树等利用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居民的幸福感对人均消费支出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③Throsby提出，消费者对艺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偏好具有累积性，这种文化能力是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取的。④Cochoy指出，数字技术从纯粹的个人领域传播到多个社会文化领域，导致消费者改变文化需求，进而促进文化政策的转变。⑤高福安等指出，在高新信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环境下，基于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建设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促进文化消费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⑥二是经济环境因素。宏观角度方面，文化因素不仅影响着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市场主体行为，其自身的发展也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⑦；微观角度方面，王冉通过建立Tobit模型分析家庭文化资本对旅游消费的影响，证明家庭文化资本和文化消费对城乡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家庭藏书数量和家庭拥有汽车数量也对居民旅游消费有显著影响，这也印证了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⑧ 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来看，部分研究关注政策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Throsby从政策角度提出将文化生产过程描述为价值链，分析政策干预在价值链各个节点上的影响，评估现有政策措施的影响，并确定干预点的上下游利益相关者。⑨毛中根等认为，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组成，其中政策环境作为客观因素，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外部力量，知识产权保护和优惠性税收政策能够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利于促进文化消费的增长。⑩张苏缘等通过对中国26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建设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智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更显著。文化消费试点政策通过培养居民文化消费意识、升级文化消费供应，从供需两端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1)侯新烁等通过分析2008-2019年283个地级市的数据，探讨了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法，结合高速铁路建设、5G技术引入等因素，对地区旅游经济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引入5G技术后，其影响进一步凸显。(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