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社会形态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重要转型期。在近代知识界看来，迷信作为旧时代的遗留物，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相悖。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激起不同观点和话语的激烈碰撞，孕育并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成果。毛泽东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其在社会变革时期对于迷信问题的思考也深度参与到近代反迷信话语的形成历程之中。目前学界对毛泽东反迷信思想的研究已颇具成果，或从形成背景、内涵意蕴、历史意义、现代启示等方面揭示毛泽东对迷信问题的深度思考；或从反迷信出发，关注毛泽东科学精神的形成历程；或立足于不同历史时期，以具体文本勾勒毛泽东认识宗教迷信问题的历史轨迹①。现有研究为探讨毛泽东反迷信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研究大多将五四时期整体性视为毛泽东反迷信思想的萌芽时期，缺乏对这一时期的专题探讨和集中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毛泽东在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对迷信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五四时期毛泽东反迷信话语的形成过程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揭示其与时代背景的密切关联，以期对毛泽东五四时期反迷信思想的全貌进行更加全面的认识与阐释。 一、个人与时代：毛泽东反迷信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并非与生俱来。幼年时期的毛泽东生活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宗教信仰浓厚的乡村社会。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湖南社会而言，民间的迷信风气仍十分盛行。如1905年8月14日的《申报》记载：“湘人迷信神教，赛会演剧所费不赀”②，因神教仪式耗费颇多，致使林木价格高居不下。 学堂、报刊与学会构成了近代中国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的基本空间，也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沟通联络、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③。毛泽东反迷信思想的初步形成，与其在近代公共领域的广泛参与密切相关。通过学堂的教育、报刊的阅读以及在学会中的讨论与社会实践，毛泽东广泛接触了西方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逐渐形成了批判迷信、倡导科学的思想倾向。 (一)近代学堂的科学教育 毛泽东早年求学时期是其反迷信思想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交谈时曾提道：“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④毛泽东最初就读于韶山私塾，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以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材。但他对于这些经书并不十分喜欢，反而更青睐于《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具有斗争精神的传奇小说。1907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期间，经表兄介绍，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改良派书籍，对外国侵略、民族危亡的现状有了初步认知，并受此影响重新恢复学业。1909年，毛泽东在韶山冲私塾就读时，已展现出区别于传统有神观念的认知。当时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由外地而来，时常向韶山人讲述各地见闻，宣扬“废庙宇、办学校、反对信佛”⑤。尽管旁人对李漱清的言论多有议论，但毛泽东却钦佩他的主张，“并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⑥。1910年，毛泽东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了自然科学及其他新学科。在东山学堂期间，毛泽东初步接触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以“启迪民智”“维新我国”为旨归，刊载了《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评议宗教的文章。毛泽东将《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⑦。1912年，毛泽东在湘乡会馆自修期间，广泛地涉猎欧洲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博览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深入接触了近代科学与理性的世界观。特别是通过阅读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书籍，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神学和宗教的怀疑，逐步形成了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他也将这自学的半年视作“极有价值”的半年⑧。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就读。次年，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教员的指导下，毛泽东对哲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研习，并深化自身对于宗教伦理的思考认知。在众多老师中，主张“天地万物，以吾为主”的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与人生观、世界观影响极深。萧三曾撰文回忆：“杨昌济(号怀中)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同学，影响很大……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每逢星期日，就到杨先生的家里去讲学问道。”⑨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也写道：“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为佩服。”⑩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仍不忘杨昌济对自己的深刻影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11)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主要担任修身教员，开设了教育学、伦理学等课程。他以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为课本，影响了毛泽东“主观之道德律”“唯我论”“精神之个人主义”等伦理思想的产生(12)。在阅读《伦理学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宗教起源、宗教崇拜的根源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寅畏之情，即为宗教之源泉”(13)。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也对传统伦理进行批判，指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4) (二)新式报刊的思想启蒙 在省城求学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了大量新式报刊，其生活资费近乎“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15)。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还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在发刊词中，《新青年》将自己的宗旨确立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对宗教的态度上，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指出“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16)，展现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7)的恢弘胆魄。尽管在元命题意义上，“宗教”与“迷信”并不完全等同，但为了批判的需要，新青年派仍将“迷信”与“宗教”并列，以让位于“科学”与“民主”的需要(18)。如陈独秀在论述近世文明时指出：“宗教指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19)其所译介的法国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中也有“世人唯习惯于宗教之是从，哲学者谓为偏见与迷信耳”(20)等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