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人语：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中，军事社会学获得蓬勃发展。作为一门年轻的、充满活力的交叉学科，军事社会学正在从剧烈变化的军事社会实践中，以问题为牵引导向推进本土化进程。为强化新时代军事社会学的创新发展，本栏目特推出四篇文章：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毛泽东的战争社会学思想》一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讨论了战争这一高度复杂的社会冲突形式，深化了毛泽东战争思想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战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建构了本土化的话语体系。其他三篇文章，聚焦中外退役军人群体，分别剖析了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中的情感治理、退役军人的职业技能与地位获得，以及美国退役军人社会优抚生态，试图从不同角度研究退役军人的社会治理问题。四篇文章均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交融，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希冀能够推动军事社会学的相关研究。 (张翼，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多年以来，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日臻完善。近年来，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愈发强烈，反映出学界对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日渐提升的重视程度。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有学者提倡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①，也有学者尝试从早期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老一辈学人那里获得启发②。有些思想家虽未自觉投身于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但由于其学说在知识理念上与社会学相契合，也被引入社会学知识体系，以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其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关于阶级分析和农村调查思想，由于在关注议题和逻辑理路上与社会学的分层研究和社会调查异曲同工，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③。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在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思想谱系中考察毛泽东的战争思想。首先，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条线索，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战争与革命的交互作用以及革命战争在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价值意义④。其次，结合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沿着“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条理论轴线，探讨毛泽东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政治观，如何修正“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理论命题。最后，沿着“克劳塞维茨—列宁—毛泽东”这条理论轴线追溯游击队理论的演变历程可知，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的深刻思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图景，而且对第三世界的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思想谱系 在探讨毛泽东的战争社会学思想之前，我们不妨简单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识战争问题的。工业革命以来，日益扩大的工业阶层愈发强烈地要求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不可避免会与旧体制保守势力发生冲突。虽然1848年欧洲革命以失败告终，但高涨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却再也无法压制。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让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高潮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即将到来。革命事变的逼近，孕育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促使马克思恩格斯聚焦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来理解当时的国际革命情势。在这一背景下，透过物质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战争的起因和阶级性质以及各种军事问题做了细致研究。恩格斯长期关注军事问题，在《欧洲军队》一文中详细评述了欧洲各国军队，分析了它们的组织、编制、管理制度、训练方法和军事素质的特点。面对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军事信息公开和军事制度趋同的新情况，恩格斯指出：“只有多动脑筋，在军事领域和国家资源的利用方面不断地改进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才能在一个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在竞争者中间跃居首位”⑤。这句话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斗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和政治状况。马克思在阅读《欧洲军队》后，对恩格斯的军事研究大加赞赏，认为“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⑥。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的条目中，恩格斯的研究涵盖军事的各个领域，包括军队的形成、组织、训练、管理、武器装备和兵种构成，战略和战术，以及筑城工事、部队的物质保障和宿营等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军事史和欧洲各国军队，恩格斯发现，武装力量的性质、类型、特点以及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等方面，均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社会阶级结构。至于战争的起因和本质，在为克里木战争及其进程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爆发由各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所主导。 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内战这三场主要战争构成了列宁对战争进行理论思考的现实背景。在列宁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必须分析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特征，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特点：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为金融资本、形成金融寡头；有别于商品输出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殆尽⑦。这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特殊阶段——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当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各国的实力对比发生改变，以德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势力范围，于是寻求重新瓜分世界。“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⑧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两个强盗大国集团想要重新瓜分殖民地、奴役其他民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垄断利润和特权。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也是列宁的关注重点。身处民族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主张以“民族自决”来促成全世界无产阶级国家的创建与联结，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政治使命。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列宁革命实践中最重要的理论武器。通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缓和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⑨。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将人民武装起来，凭借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实现专政和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国家才能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进而以“政党”来取得“国家”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