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行哲学即知行之辨发轫于《尚书》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萌芽于墨家及其后学的初步考察，形成于正统派儒家的深入、全面探讨，最后由王夫之集大成。可以说，知行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长期论争的热点、难点问题。就知行哲学而言，学者围绕“知”“行”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孰难孰易、相分相合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但由于学术立场的差别，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们莫衷一是。知行哲学不但是中国传统哲学长期聚焦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重要问题。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作为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认同和反映，主要体现为历史观、知行(心物)观、逻辑和方法论、理想人格观等领域的革命构成。换言之，“知行”之辨也是中国近现代哲学要探讨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不但积极投身，领导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革命，而且自觉参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哲学变革，完成由传统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以便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改造体现在本体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知行观等多方面，但对传统知行哲学的革命性改造无疑是最集中和最成功的。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的改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传统知行哲学的扬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的扬弃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的扬弃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密切相关。一方面，他非常欣赏、赞美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又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因为传统文化是对封建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具有明显的封建性。毛泽东认为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708。 在毛泽东看来，知行哲学作为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也具有二重性，对它首先应采取扬弃的态度。他对知行哲学的扬弃集中体现在1937年撰写的《实践论》这篇文献中，这可从它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得到佐证。许全兴指出：“毛泽东在《实践论》的正标题下特意标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的副标题，意在说明，他的《实践论》是继承了中国哲学重视知行学说的传统，他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是对中国哲学论争了两千多年的知和行关系问题的唯物而辩证的科学解决。”[2]32 (一)对传统知行哲学中知行先后关系问题的扬弃 1.传统知行哲学争论最集中的问题：知行先后之辨 在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都主张行的重要，强调行先于知，知来源于行。作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3]223这就是说，知(感性认识)来源于人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客观实际，即知来源于行。作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子认为知(认识)来源于行，即“缘天官”，以感官接触外物而成。他以为人们要认识事物的不同属性，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感觉器官。这些感觉器官“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4]225意即这些不同的感觉器官各自感觉事物的不同属性，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替代。这表明，感性认知来源于人们凭借不同的感官对事物不同性质的感知。 而唯心论哲学家往往强调知的重要，主张知先行后，行以知为根据。在知行先后问题上，程颐主张：“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5]577他还断言：“须是知了方行得。”[5]187朱熹断言：“论先后，知为先。”[6]298在知行先后问题上，陆王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主张，“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7]401在这里，陆九渊坚持了程颐、朱熹的观点，明确主张知先行后。在他们看来，知来源于内心固有的理念或良知，先于经验。 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对知行先后问题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答。一方面，他继承了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肯定行先知后的观点，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论。他认为程朱理学的观点割裂了知和行的联结，是“先知以废行”[8]312，“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8]311。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知行相须”“知行不可离”等观点。这批判了程朱陆王等唯心论者主张知先行后的观点，强调行先知后。主张知行相须，将对知行先后关系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难看出，历史上哲学家关于知行先后之辨，实质上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是争论同一个问题。强调知先行后是从实践活动而言的：实践必须以理论作指导，当然知在先。而主张行先知后是从认识活动而言的：行是知的来源，离开行的知是无源之水，当然行在先。王夫之觉察了争论存在问题，但没有明确指出问题所在。因此，历史上哲学家关于知行先后之辨大多没有认识到是从哪个角度立论的，因而产生争论。但从根本上说，行决定知，知先行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中知行先后问题的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