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势利”到“杂食”？　　

　　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彼得森及其合作者（Peterson & Simkus，1992；Peterson，1992：Peterson & Kern，1996）在一系列研究中提出了文化杂食（cultural omnivorousness）的概念，用以描述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文化品味模式。他们发现，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倾向于同时欣赏高雅和传统上被认为通俗的文化艺术形式，表现出杂食者（omnivores）的品味模式。而社会地位较低的公众则更有可能成为只喜欢少数文化艺术形式的单食者（univores）。大量经验证据为文化杂食现象提供了支持（Chan & Goldthorpe，2006，2007；Katz-Gerro，2002；López-Sintas & García-，2002，2004；Purhonen et al.，2010；Van Eijck，2001；Warde & Gayo-Cal，2009）。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文化杂食的概念挑战了布迪厄（Bourdieu，1984）的文化品味理论（Coulangeon & Lemel，2007；Purhonen et al.，2011）。也有学者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文化杂食并未构成对布迪厄的挑战（Lizardo & Skiles，2012），也不能概括现实世界中个体的文化品味模式（Atkinson，2011；Jarness & Friedman，2017），甚至可以说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人为构造物（methodological artifact）（Brisson，2019）。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文化杂食无疑已经成为当前讨论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概念（Warde et al.，2008）。

　　彼得森等人的文化杂食概念以及他们所批判的布迪厄的理论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Du，2022；Li，2021；Meuleman & Savage，2013），相关实证研究也局限在西方社会（ & Warde，2016）。少量研究虽然涉及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中的文化杂食现象（李煜，2001；于佳煖，2017；朱迪，2017；Du，2022），但仍局限于截面分析，相对忽视了文化品味模式的变迁。然而，文化杂食现象的出现和历时变化恰恰是早期文化杂食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Ma，2021；Peterson & Kern，1996；Rossman & Peterson，2015），西方社会上层的品味模式从势利（snob）转向杂食也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逐步转向开放宽容的体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转型和变迁，一些学者认为，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文化分层出现的基础，我国中上阶层已经从“暴发户（parvenu）”式的品味转向了“高雅”品味，发展出独特的精英品味文化（Li，2021）。在此背景下，理解居民文化品味特别是杂食品味的历史变迁以及促使这种转变发生的社会过程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将在简要回顾文化杂食的概念及其相关论争的基础上，以1999—2023年中国城市居民的音乐品味为例，对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杂食现象展开经验分析，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杂食水平呈现出怎样的变化？（2）是什么促使了这种变化发生？（3）与西方社会的文化杂食转向相比，上述变化过程有何不同？

　　一、文化杂食：概念溯源与理论争辩

　　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韦伯（Weber，1948）和凡勃伦（Veblen，2007[1899]）等古典社会学家已经注意到艺术欣赏和闲暇生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此后，布迪厄（Bourdieu，1984）对文化品味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他认为，人们根据他们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而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资本的总量、构成和轨迹三个维度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机遇（Bourdieu & Wacquant，1992：99），这些机遇通过产生一系列经验而形成惯习（habitus）。惯习是个体长期占据社会空间中某一位置的结果，其外化的产物便是生活风格和品味。由于社会上层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对形式而非功能的需求，偏好抽象和复杂的消遣活动；社会下层则倾向于追求生活必需品，选择功能性和实用性较强的物品。通过这些生活风格和品味，不同社会阶层制造、强化并维持彼此间的区隔和边界，进一步彰显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高下之分。在所有文化形式中，布迪厄特别强调，没有什么“比音乐品味更能清楚地确证一个人的‘阶层’，更能准确地将一个人分类”（Bourdieu，1984：18）。通过对大规模调查的经验分析，布迪厄发现法国社会在高雅和通俗品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区隔，社会上层通常喜好抽象晦涩的古典音乐，排斥通俗音乐，较低阶层则偏好简单重复和商业化的音乐类型。

　　尽管布迪厄的文化品味理论得到了认可，但一些学者仍观察到了不一致的经验现象。迪马乔等人就发现，虽然高雅艺术消费似乎更多是和较高社会阶层相关联，但通俗、流行的艺术形式受到各阶层人群的广泛喜爱（DiMaggio & Useem，1978）。彼得森等学者据此提出了文化杂食的概念（Peterson & Simkus，1992；Peterson，1992）。起初，彼得森等人关注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品味。他们发现美国社会上层并不是只喜欢高雅艺术、附庸风雅的势利者（snobs），而是雅俗共赏的杂食者；而社会下层更适合被描述为单食者，他们以较单一的文化品味来凸显身份认同。基于此，他们认为良好品味的标准已经从只欣赏高雅艺术转变为同时喜爱高雅艺术和其他独特美学形式（Peterson & Simkus，1992：16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