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过去二十年,关于家庭生活变迁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经历个体化或家庭核心化的理论主张,可能忽视了代际的紧密联系(刘汶蓉,2016;Bengtson,2001;Swartz,2009;Fingerman et al.,2020)。代际联系(intergenerational ties)既涉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资源流动(如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父母对子女的资助),也包括亲子间的情感联结(Swartz,2009)。研究表明,成年子女的生活变化与父母个人福祉密切相关。例如,子女离婚可能会使父母身心健康受损(Kalmijn & De Graaf,2012;Tosi & Albertini,2019;Ko & Sung,2022)。尽管现有代际联系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较少关注代际联系的文化基础。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中国“亲子一体”的传统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子代婚姻满意度与父母幸福感的情感关联模式及其变化。 实际上,代际联系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并不陌生。根据儒家经典,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体”关系贯穿一生(周飞舟,2021;王楷,2024)。这种“一体”关系不仅体现为代际的情感联结与合作互助(刘汶蓉,2016;纪莺莺、阮文雅,2024;Yan,2021),还反映在各自承担但本质一致的角色伦理责任(周飞舟,2019)。例如,身为父母应给予子女慈爱,为人子女则需为父母尽孝。无论是“父慈”还是“子孝”,这些角色旨在满足人们追求家庭延续与繁荣的文化理想(费孝通,2009:309-310;周飞舟,2019)。父母在履行自己“为人父母”责任的同时,也会对子女抱有特定期待,构成“亲子一体”文化的题中之意。 结合上述讨论,本研究从中国“亲子一体”的传统文化语境出发,力图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代际联系这一研究议题。首先,分析在父母不同期待下,子代婚姻的满意度评价影响父母幸福感的文化异质性。这一分析有助于丰富和扩展现有文献对代际联系的压力反应解释,从而揭示中国家庭代际联系的微观文化基础。其次,“一体”的文化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机制解释,有助于深入理解子女的婚姻如何通过满足父母的期待来提升其个人福祉。最后,分析代际联系的性别异质性,探讨传统家庭生活中“重男轻女”性别模式随着文化变迁而发生的改变,以期为中国家庭生活出现的新变化提供更多经验证据支持。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亲子为何“一体”:从压力反应到角色期待 现有研究中,学者大多使用压力过程理论(stress process theory)解释子女生活为何会影响父母福祉。根据压力过程理论,代际生活关联(linked lives)贯穿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Pearlin et al.,1981;Uccheddu & Van Gaalen,2022)。子女经历的不良生活事件不仅会引发个人角色紧张和自我效能感下降,这种压力还可能向父母扩散,从而影响父母的福祉。例如,成年子女经历的诸如生病、欠债、离婚等负面生活事件会降低父母的幸福感(Greenfield & Marks,2006)。聚焦于子女婚姻离异的文献表明,子女婚姻关系的破裂降低了父母的身心健康水平(Kalmijn & De Graaf,2012;Tosi & Albertini,2019;Ko & Sung,2022;Uccheddu & Van Gaalen,2022)。 压力过程理论认为,父母对子女压力源(stressors)的反应与其为人父母的社会角色有关。然而,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父母角色形成的文化基础。例如,子女离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那些婚姻观念较为保守、生活在传统观念浓厚地区的父母更为显著(Kalmijn & De Graaf,2012;Tosi & Albertini,2019)。此外,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父母福祉往往会因子女的婚姻选择与社会规范不一致而遭受负面影响(Xu & Liu,2021;Ko & Sung,2022)。不过,在这些研究中,文化观念通常被视为背景性因素,缺乏对这些文化要素的测量和基于实证数据的深入探讨。我们将结合父母对子女的角色期待,进一步解释亲子间的情感联结。 正如引言部分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亲子一体”文化反映在亲子双方各自承担但本质一致的角色伦理责任。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观念是围绕“垂直”的代际关系展开的:对于个人而言,其责任在于光宗耀祖、延绵香火,因为“个人只是构成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环节”(费孝通,2009:427)。周飞舟(2019:19)也指出,中国父母的“慈”,背后有一种责任伦理支撑,这种伦理不但有对家庭的责任,也包含了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于子孙以求绵续的意味。对父母来说,他们养育出色孩子的动力不只是为了尽社会责任,更是在尽“生命的责任”(周飞舟,2021:27)。所以,勾连亲子“一体”关系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父母在子女身上寄托的文化期望。这也是费老晚年反思中国文化时指出“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费孝通,2003:7)的原因所在。换言之,父母将子女视为实现家庭延续与繁荣的关键所在,并为此付出努力,认为这体现了他们作为“父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