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观念以及观念的变迁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如何与个体的观念互动，更是社会学诞生以来长期争论的议题。经典观点认为，在现代化浪潮中，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具有祛魅、理性和世俗特质的现代人形象会逐渐形成（西美尔，2000：20；韦伯，2012：160）。这本质上是某种经济决定论，即人们的思想观念会随着一些社会物质条件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刘少杰，2007；汪民安，2012：47）。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非西方国家或反观欧美等现代化起源地时，会发现现代人的形象与上述描述存在诸多偏离（Eisenstadt，2017），宗教在经济现代化最典型的美国社会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便是一例。这启发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现代人，特别是了解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维度观念现代化的变化情况及其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化分布，这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观念变迁的关键。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为研究观念变迁模式以及背后的社会动因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居民的个人经历出现显著分化。部分农村居民一直留在农村，而另一部分则到不同的城市务工，外出务工的农村居民中同样有着流动经历的差异（如务工返乡、因城镇化建设而被纳入城市等）。上述多元且高度复杂的流动模式和历程不仅塑造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导致他们在观念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有鉴于此，本研究希望通过深入分析农村居民的观念模式，揭示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差异化体验和观念分化现状。 事实上，已有文献指出，个体层面的现代化并非随着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而线性提升，不同阶层、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们在面对现代化大潮时受到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彭玉生，2009；高海燕等，2022；许琪，2022）。此外，数字时代高速、直接、碎片化的信息流动同样对公众在对待不同议题时的态度产生了新的难以预料但同样重要的影响（陈云松，2022）。这意味着观念变迁的方向往往并不一致，不同居民面对性别、生育、子女教育、职业、消费等个人和家庭重大事项的观念不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且可能存在组织逻辑上的不同。上述多维性和复杂性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对单一的、表层的以量为基础的现代观念水平的探讨，重新审视居民的现代观念及其组织模式，进而系统探讨居民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生活经历等因素对观念组织模式差异的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以及对农村居民潜在观念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的深入挖掘，有助于打破以往相对整体性和线性的观念理解方式，更为准确地分析当代农村居民在面对多种议题时所呈现出的复杂化、多元化的观念组织模式。 文化图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观念变迁以及挖掘观念结构的视角。文化图式被定义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习得的分布不均匀的关系记忆结构（Somers，1995；Coldberg & Stein，2018；胡安宁，2022）。根据该理论，人们在接触新的信息和情境时，会结合已有的认知信息，选择性地解释和吸收新信息，从而导致一些与已有观念相一致的观念易于改变，另一些则较难变动。文化图式理论提醒我们要关注到不同观念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与约束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观念体系（Converse，2006）。 一直以来，由于研究资料和方法的限制，挖掘不同人群潜在的文化图式对于量化研究来说相当棘手。文化、认知和计算科学等跨学科的方法论进展，使得基于社会调查数据来挖掘复杂、非线性的文化图式成为可能（Goldberg，2011；Hunzaker & Valentino，2019；Taylor & Stoltz，2020；Boutyline & Soter，2021；黄荣贵等，2022）。具体而言，本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2016年和2018年两轮数据，通过关联类别分析（relational class analysis，RCA）方法来识别农村居民面对社会生活中主要议题（如生育、子女教育、消费、工作等）的文化图式分布模式，进而尝试挖掘当代农村居民的主要观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结合历时数据进一步探讨信息流动加速和碎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观念现代化变迁的可能趋势。 二、文献综述 （一）现代性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应的概念。当前文献主要从制度性维度和个体维度研究现代性。其中，制度性维度关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形态的现代性（Bourdieu，1984：111）。个体维度更为关注现代性在个体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表现。如英格尔斯从个人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考察了个体维度的现代性，他认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个人常常具有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独立性和自主性强、重视教育、选择比较现代的职业、不迷信传统与权威、消费主义等特征（英格尔斯等，1985）。 相比制度现代性这一相对单一、普遍性的现代性叙事，个体现代性强调现代性并非单一的、线性的进程，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多维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个体经验。个体现代性的上述特征，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更为多元的视角去捕捉人们在现代化大潮中观念的变迁和差异。已有的经验或理论研究也均发现，现代性绝非各维度高度统一的现代性。例如，英格尔哈特基于43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工业社会中曾受重视的工具理性开始削弱，人们更强调自我表现与生活质量，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开始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变（英格尔哈特，2013：43）。诸多理论家都参与了对现代性的时代诊断，如贝克将其称为“第二现代性”，其中个体的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并由此带来了个体化，传统的社会秩序与值得信任的价值观念破碎，共同体衰落，消费主义盛行（贝克，2018：108）。而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更加强调了当代生活不确定性的急剧增加，处处都与工业时代那个稳定的现代性蓝图相区别（鲍曼，2018：24）。上述具有洞察力的研究，再次提醒我们在研究观念现代性时应重视现代性的不同维度以及不同维度间的潜在关联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