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是指以反常的摄食行为和心理紊乱为特征，伴发显著体重改变和/或生理、社会功能紊乱的一组综合征（陈珏，2013）。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标准，进食障碍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anorexia nervosa）、神经性贪食（bulimia nervosa）、暴食障碍（binge-eating disorder）三类（美国精神医学学会，2016）。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不严格，而是位于同一障碍类别的连续轴上，若轴左端为“食欲过度控制”，那么右端便为“食欲控制丧失”，不同亚型据此排列。①其中，神经性厌食的病死率为5%～20%，在所有心理障碍中致死率最高（陈珏，2019）。 在全球化时代，精神障碍也呈现出“传染性”，2000年至2018年间，全球进食障碍患病率从3.5%上升至7.8%（Galmiche et al.，2019），女性与青少年更易受到影响②。在这场全球大流行中，中国也未能除外。早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地区的医生便已注意到西方文化扩散对本土疾病谱的影响：进食障碍在亚洲越来越多地出现，症状越来越与欧美趋于一致（沃特斯，2016）。尽管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尚缺，但已有的地区性数据仍反映出一定问题。“上海成人（≥18岁）中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2008年12月—2009年5月）显示，进食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049%。”（王向群、王高华，2015：5）2003—2013年，在对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女学生（11～25岁）采用进食障碍问卷（EDI）进行的调查中，进食障碍估计患病率为1.47%～4.62%（陈珏，2019：854-855）。北京大学第六医院1988—2000年共收治进食障碍患者51例；2001年后进食障碍住院患者数迅速攀升，到2014年超150例（王向群、王高华，2015：6）。不仅如此，进食障碍症状的隐蔽性，医疗服务端专业医生、专病门诊与专科病房的缺乏等因素都进一步导致了进食障碍在我国“识别率低、就诊率低、有效治愈率更低”（孔庆梅，2018：355）。 已有的诊疗实践并未穷尽对进食障碍的认识，巨大的供需落差使得大量进食障碍者游离在正式的诊疗机构之外。他们如何“带病生存”（郇建立，2023）？在这一问题上，线上媒体的匿名化与包容性为我们看到进食障碍者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以自媒体为依托的个人书写中，日常打卡、Plog③、Vlog④等记录疾痛经验的方式正不断涌现。这些日常话语模糊多变、情感丰富，常常超出典型的症状范围，使其难以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它们一方面表明进食障碍并非确定的诊断结果，而是一种生存状态的持续生成过程；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自我如何在特定的话语结构中不断被塑形，使我们能从中捕捉到社会的文化动向。 进食障碍书写的上述特征最终将我们导向对过程机制的分析——如何透过这些话语理解进食障碍的生成⑤机制？这一问题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关切，同时也要求我们对书写内容与过程做更细致深入的分析，由此引出一系列具体问题：进食障碍者的自我书写有着怎样的话语类型学特征？它们如何影响自我的塑造？如何理解进食障碍经验的异质性与变动性？对以上问题的阐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进食障碍，也能为类似的身心障碍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二、文献回顾：进食障碍中的书写脉络 如果将“书写”视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创造行为，那么关于进食障碍的书写就是处于特定身体经验中的人对于自身生存处境的思考、解释与说明。进食障碍中的书写问题常在以下两条研究脉络中浮现：一条是关于疾痛经验的叙事研究，另一条是进食障碍相关的话语分析。 疾痛叙事研究是对患者围绕疾痛经历“写”下的文本进行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一些学者基于文本内容分析建立起关于疾痛叙事的类型学框架，用于理解不同个体、不同病程之间的叙事差异。受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影响，霍金斯（Hawkins，1993）认为文学隐喻与神话结构是组织疾病叙事的重要来源，战斗、旅行、重生是最典型的三种叙事策略。类似的，在《受伤的讲故事者》（The Wounded Storyteller）中，弗兰克（Frank，1995）将疾病故事情节归纳为三种类型：恢复、混乱和追索。 相较于类型学分析，另一些学者则更加关注叙事的功能或意义。在疾病所导致的“人生进程的破坏”（Bury，1982）之后，叙事者将经验和事件“想象性地联结成一富有意义的故事或情节”，这恰恰是个人和社会努力对抗生活秩序的瓦解并重构世界的补偿性过程之一（古德，2010：174-175）。克莱曼（2010）描述了不同类型慢性病人的患病经历和身心体验，探讨个体如何通过叙事将疾病转化为一项可供挖掘的生存资源。“疾痛”（illness）纠集了多重经验，如果说“疾”是生理学上的事实，那么“痛”便是植根于患者地方生活世界的主观心理感知，疾痛的故事也是不同叙事模式碰撞协调的故事。对经历抑郁症、癌症、糖尿病等具体疾痛的主体言说经验的记述（胡嘉艺，2023；何雪松、侯慧，2020；余成普、廖志红，2016；黄盈盈、鲍雨，2013）共同汇聚在叙事这一主题之下，并积累了丰富案例。在此基础上，贝伦特（Behrendt，2016）将疾痛叙事的意义概括为以下方面：（1）修复生活轨迹，叙事能将被疾病中断的人生轨迹重新结合为连贯稳定的整体；（2）重建身份，叙事以促成自我反思的方式帮助个体重新确定受疾病干扰的自我身份；（3）恢复能动性，叙事有助于赋予个体掌控感并促成行动；（4）传达真实性，叙事能将个人体验传达给读者或听众，使之感同身受；（5）拉开距离，叙事能使叙事者与痛苦事件拉开距离，从第三人的角度应对疾病；（6）见证与促成合作，叙述者以一种独特而有力的方式向他人传达患病经历，促成不同参与者如医生、照护者、患者、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