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是由结果推测原因的逆向推理。其基本思想是：从一些已确定的事实集合出发，回溯到最能解释它们的假设。如果这个解释能够很好地契合需要解释的现象，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相信它。(cf.Lipton，pp.421-423)通过说明某一假说是某现象的最佳解释，我们推断这一假说是该现象的正确解释。它的一般形式大致为：(1)某些事实被观察到；(2)对这些事实最好的解释是H；(3)因此，H(很可能)是正确的。对于一个给定领域内的现象，如果假设H提出了相比于其他竞争假设H1……Hn最佳的解释，我们可能接受H为真，或至少应比H1……Hn更偏好H。例如，如果患者得了某疾病D，那么患者会表现出d症状；而患者表现出了d症状；因此，患者得了疾病D。又如，如果约翰杀了凯莉，那么凶器上会留下约翰的DNA；凶器上提取到约翰的DNA；因此，约翰杀了凯莉。 在科学发现中，科学家通过诉诸证据为一个关于未观察到的物体或事件的理论辩护时，大都采取这种追溯。例如，达尔文之所以得出自然选择的论断，是因为自然选择为他获得的生物学证据提供了最佳解释，尽管那些证据并不蕴涵这一假设。又如，天王星被发现后，天文学家注意到它的实际轨道与根据牛顿定律所计算的轨道并不一致。于是他们考虑天王星在其行进中受到了某种未知力量的干扰。如果天王星轨道外有一颗质量可观的行星，那么它的引力将使天王星的运行轨道发生偏离。勒维耶据此推算出该未知行星的可能位置，后来亚当斯等人在其附近成功地观测到了它。这就是随后被命名的海王星。在没有深空探测器和宇宙飞船的19世纪，科学家正是借助大胆的解释性推理，发现了海王星。 作为一种日常思考方式，可以说最佳解释推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它却遭遇了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在国际学术界，最佳解释推理一度陷入日益增强的围困中，遭到包括疑真诘难在内的致命批评。(cf.Psillos，pp.441-448；Ylikoski et al.，pp.201-219；Douven，pp.4-22；McCain and Poston，pp.1-8；Bird，pp.173-201)这直接危及最佳解释推理的合法性。面对反对者的批驳，最佳解释推理的支持者反戈一击，认为那些著名的批评基于对两种理性概念的混淆，将理性的理想标准与理性的认知标准混为一谈。(cf.Bielik，pp.5-19；Nyrup，pp.749-760；Shaffer，pp.267-273)批评者又以牙还牙，指出对方阵营论证的漏洞。(cf.Schupbach，pp.55-64；Khalifa et al.，pp.80-96；Novaes)国内一些学者也对相关内容给予关注，他们有的集中解析了范·弗拉森的批评及其影响(参见贾向桐，第115-121页)；有的详细论证了范·弗拉森的反驳不成立，不会构成威胁(参见王航赞，第21-26页)；有的讨论困难的起因，提出将可靠性作为缺省理由的独到见解。(参见黄翔，第1-5页) 相关争论仍在继续。鉴于已有讨论在推理前提上留下的疑问，本文拟通过给出新的理解、分析和论证，为最佳解释推理提供辩护。本文围绕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考察疑真诘难的两个典型进路(见第二节)；其次，通过澄清最佳解释推理的逻辑前提即所有可用证据，分别对这两个挑战进行反驳，强调该推理重在解释的合理性而非绝对的真实性(见第三节)；最后在此基础上，聚焦于解释过程的修正和精致化，探讨具有或然性的推测如何借助检验和反馈获得可靠性，并对该方案可能遇到的反驳作出回应(见第四节)。 二、好解释不等同于真解释 最佳解释推理遇到的最令人棘手的质疑是：有什么理由把更好的解释当作更接近真的理论?其中最尖锐的批评来自疑真诘难，它们反对把寻求好解释当作可靠的推论方法。其典型进路有对应挑战和指引挑战。 先来看对应挑战(matching challenge)。 反对者指出，评判一个解释的好坏，包括评判它是否最佳，属于主体主观的判定，这就如同对品味的判断一样，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最佳解释的评判是因人而异的，无法形成共识，那么明显地，我们便无法基于最佳解释的理论去推论出该理论为真。(cf.Douven，pp.4-22) 按照最佳解释推理的主张，所谓“最佳”包含两个条件：最可能(likeliest)与最可爱(loveliest)。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以最可爱的去引导最可能的，用更深更多的解释去引导最可能正确的解释。缺少了最可爱的最可能，并无意义。例如，为什么布洛芬能缓解头痛?如果回答布洛芬有止痛作用，答案虽然可能是真的，但并没有增进我们对世界或这个问题的理解，只不过是多了一种描述。 然而，解释能力和解释的真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对于解释好坏的评判可以达成共识，甚至是客观的，解释好坏与解释真假，仍然是两回事。正确的解释不一定就是好(富于启发、内容丰富)的解释，一个真解释也可能是糟糕的解释。例如，“他生病是因为受到细菌的感染”虽然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却并不能对他生病提供多少信息。反之，一个好解释不一定是正确的，即使最好的现有理论在某些情形下也可能作出错误预言，而我们在这些情形下恰好要依赖这个预言。例如，托勒密对行星运动的解释虽不正确，但确有许多优点。可见，好解释不等于真解释：解释是否有价值是多维的，正确与否只关涉其中一个方面。 这涉及可爱性与可能性判断之间的对应问题。在最佳解释推理中，更可爱的解释被断定为更有可能的解释，解释性优点被看作推理性优点(inferential virtues)，即为某个假说提供支持的特征。可是，解释性优点和推理性优点之间并非完全重叠：推理性优点包括高相关性、清晰性、精确性、统一性等；解释性优点包括非敏感性、认知显著性、注重细节、准确反映事实、整合度高等，这些维度之间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而且经常发生冲突。(cf.Ylikoski and Kuoriko-ski，pp.201-219)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可能的假说也许并不可爱，以及虽然可爱却是不可能的。例如，喝了咖啡为什么会感到清醒?如果回答咖啡具有提神作用，这个解释是完全可能的，但一点都不可爱。如果回答：咖啡因的结构类似腺苷，而腺苷积累是让我们感到困倦的罪魁祸首，咖啡因能凭借以假乱真的结构占据腺苷位置，使我们不会产生困意而保持清醒；这一根据分子结构和生理学知识给出的深层解释，无疑更好。而这两种解释并不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