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撰《〈阳明文录〉闻人诠姑苏刻本辨正》①一文指出，国家图书馆所藏黄绾嘉靖癸巳序《阳明先生文录》②（以下简称“国图黄本”），实为文献中所言闻人诠姑苏刻本。论据有三，其一，该本为范庆本《阳明文录》重刊所据母本，而范庆本实为姑苏本的重刊本；其二，该本存留的刻工名，可考者皆苏州知名刻工，可佐证该本刊刻于姑苏；其三，该本为钱德洪手自编纂。至于该本即闻本刊刻时间，一般所谓“闻本”的版本源流问题，本文尝试展开论之。 一、国图黄本亦即闻本刻成于乙未年 关于闻本的刊刻时间，见于《年谱》附录：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录》于姑苏。 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遗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诠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③ 据此，成刻在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二月。《年谱》附录此处的叙事当出自钱德洪本人，钱的另一说法则出自其在《文录》刻成时所撰《复闻人邦正书》，末云： 刻既成，惧读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④ 准此，则乙未年正月写此信时已经是“刻既成”。那么，闻本的成刻是否比正月更早呢？据笔者所见，基本无此可能。同据该信所言，《文录》的编纂体例钱本人在“去年广回舟中”尚在反复思量之中，则《文录》的付刻当在此后。钱德洪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赴广东，是作为主考官主考广东乡试。明代乡试日期确定在八月。钱作为主考官毕其事，再返回苏州，无论如何，也要到甲午初冬了。体例既定，尚须“重为厘类”（何者归于文录、何者归于外集，此非易事），此后立即开始刊刻事宜，至乙未正月或二月刻成，非无此可能，唯时间上确伤于促迫，更遑论早于乙未正月。 以此而论，或不排除《复闻人邦正书》末所识“正月”有误的可能。当然，参诸“去年广回舟中”语，该信写于嘉靖乙未年可完全确定，《文录》成刻在乙末年亦属确凿。本文所探讨的国图黄本，成刻当亦在嘉靖乙未。 《年谱》成编甚晚，其“二月”刻成之说未必别有确据，很可能即据一般所谓“闻本”卷首黄绾序落款在乙未三月，故有二月刻成之说，此说本亦与《复闻人邦正书》相矛盾。 如笔者所质疑的正月、二月刻成伤于促迫成立的话，其刻成下限应该不会晚于乙未冬，王畿所撰钱德洪《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中云：“乙未冬，丁内艰，归越”。⑤ 就国图黄本本身看，卷首黄绾序在癸巳年（1533），卷中也看不到与闻本成刻在乙末年说法相冲突的情况，但与正月、二月成刻的说法则有冲突，即前引《别录》卷十所附《叙迟留宸濠反间遗事》末尾“嘉靖乙末八月”钱德洪识语。仅以这一点而言，国图黄本成刻或当在乙未八月后了。不唯如此，其间更有曲折，按钱德洪的说法，《别录》或更早刊刻，曾单行于世。 二、《别录》先行刊刻 关于《别录》曾先行刊刻，钱德洪有如此回忆： 德洪昔裒次师文，尝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别录》，为师征濠之功未明于天下也。既后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启原冲年即有志师学，搜猎遗文若干篇，录公移所遗者类为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将增刻《文录续编》，用以补其所未备也。出以示余。……隆庆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识。⑥ 此段话出自隆庆四年庚午（1570），乃钱德洪晚年追忆，此中所述牵涉头绪颇多。“既后刻《文录》，志在删繁”，此《文录》当指一般之所谓“闻本”，这是现存文献中，钱德洪唯一道出其后来所编订的“闻本”有删除的情况。只是此中所言，删繁的对象是先行刊刻的《别录》。以钱本人言，从国图黄本之闻本到一般所谓“闻本”《文录》部分的删除，应该是他不愿提及的。此处所谈论的又是关涉“公移逸稿”的问题，故唯就《别录》而谈。然钱谓先刻的《别录》达二十卷之多，则或出于晚年记忆之误。联系于国图黄本与相关文献，《别录》先刻，可能性很大，可资佐证者有以下数端： 其一，国图黄本《文录》（含《外集》）部分每卷皆存在较多的墨钉，由此可见，该部分的刊刻尚未经最后的校正，可说尚未完工。《别录》部分则墨钉绝少，可以说是成熟的刻本了。《别录》先刻，《文录》按照《别录》之版式后刻，有此可能。 其二，《文录》（含《外集》）部分无目录，《别录》部分则于卷首详列卷中各篇目录。此再证《别录》为成熟的刻本，《文录》为初步完成尚未成熟的刻本。 其三，范本重刊国图黄本时，不仅《别录》刻版荡然无存，所据纸本亦只有前十四卷的《文录》部分（包括《外集》）。《文录》《别录》，合而印之则为一书，分而印之亦可独立各成一书。 其四，邹守益信可确证《别录》先刻，其《简黄勉之》云： 近与双江诸兄再会青原，同志之集，凡二百余人。……绪山在师门久，所得最深，须痛与扫荡，悉使荡荡然无一物，方可语屡空之室。不然，亿则屡中，直与辟喭同为渣滓耳。佛者之教曰：佛无知见，知见乃魔。吾辈乃以知见求圣，将无认魔为佛乎？文集鸠工，如鄙人之见，只欲删繁就简，以无违先师之志。不然，恐添学者一重知见矣。⑦ 邹此信年月可得考定，所云“青原再会”，其《录青原再会语》末云：“嘉靖甲午闰月己卯，同志再会于青原，二百余人。”⑧二者所言当为一事。是年闰二月，可知邹此信作于嘉靖甲午闰二月后不久。邹写信的对象是黄省曾，其人即家于吴，乃钱德洪“重为厘类”的共事者。邹守益此时已从黄处获悉“文集鸠工”，亦即付刻之事。联系到前所述钱德洪在“广回舟中”尚在斟酌体例，先此付刻者应只能是体例无争议的《别录》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