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是明初儒家代表人物，学术史又将他与宋濂并称为金华学派代表。一般认为，明初儒学皆朱子学之余续，没有特别创新的地方。方孝孺虽接受了朱子学的熏陶，但他的政治哲学却在继承朱子学的基础之上，超越了宋代理学的心性论述。他在天人关系方向着力探索研究，并且用春秋之法赋予天道绝对性、权威性、神圣性，这是承续自孔子、子夏一脉，与朱子学之心性系统截然不同的天人系统的儒学正宗。另外，方孝孺的政治哲学思考确立于明初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明朝前承蒙元，经过中原王朝与元朝近一百年的文明互化，朱明王朝面临华夏古典精神之伦理秩序的反思，和如何在故元政治制度基本格局中确立开国制度的问题。从区别于宋儒心性系统的角度研究方孝孺的政治哲学，用具体历史语境分析方法探索他的问题意识所从来，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尊王道、辟异端”的复古主张 明初儒学复古思潮是相对于元末遗老的明初政治伦理批判态度来说的。后者不满“霸王道杂之”的政治伦理道路，并引起当时巨大的反明恋元潮流。元是异族文明，在具体制度层面，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的治道原则，只是在中原儒术和游牧文化的两种治理模式之间互动调整，游牧文化的偏重引起秩序的混乱触动到儒家礼义原则的秩序价值。抗明潮流又几乎主宰着当时的社会舆论，任何接近朱明政权的士人都会面临几乎整个士人群体的排斥。在此语境中，方孝孺及其一些士人便以辨明异端、倡明王道理想为己任，虽然他与反明群体保持着友善的交游。 吴元二十四年，明朝立国前，朱元璋与儒臣展开了对前代之失的治道探讨，他对李善长等人说：“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纲纪先礼。元氏主荒臣专，今宜鉴之。”①儒臣打江山过程中的救民关切在共同体建构中被证明有效，民心归顺胜过强力征服提高了军事战斗的效率。随着政治现实情境的变化，在元朝既有格局基础之上，政治问题表现为治道秩序建构，即纲纪问题。包括遵循既有治道传统，对伦理风俗、经济状况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典章制度的修改完善，以及对具体法制层面的儒家方案修改，重新探讨夷夏关系以指导民族关系处理中的进退策略。其中，“礼乐之政以成道德之治”最受质疑，一是有可能重蹈元朝覆辙，最高权力在官僚各司己责，专司狱讼的政绩考核中成功集中，礼义化俗则无法保证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法数行而民辄犯”的德治要求，“用法则劳、用德则逸”的道理非常明白，“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的折子却被讥笑迂腐，其实出自稳定的价值优先考量；二是现实中的效率问题，政治共同体成立之后，面临百废待兴的战后局面，各家争先出治理方案以及其合理性依据，朝廷面临选择，除薄书、狱讼的价值被肯定外，朱元璋认定钱谷的价值，宽民在于阜民之财，阜民之力，养民在于保证钱谷的政绩考核，安民保证稳定，稳定带来富足。当时广平府官吏王允道上奏，磁州临水镇可以产铁，请求像元朝那样设置铁冶都提举司管辖。这样，一年可以收铁百余万斤。朱元璋给与杖刑，流放海外。他问刘基生息之道。刘基回答：“在于宽仁”、“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②儒家仁心仁政在朱氏为政层面被采用。佛老则以鬼神暗助王纲，作为政治现实主义的朱元璋选择了兼采百家并写进祖训。循于元末明初特定历史情境，稳定、阜民之价值就变成治理经验的治之迹被延续了下来，成为明朝两百多年始终左右政治的一股思想，甚至酝酿着朝局的每一次动荡、斗争。 相对于朱元璋的儒家价值应用以及现实政治对儒家王道社会理想的背离，方孝孺显然有所反思，儒家的秩序合理性依据以及治道理想究竟应该怎样解释，以及如何落实在现实之中。作为初入仕途的方孝孺，他和朱元璋也有过谈论治道的经历，朱元璋认可其道理，但认为短时间内，儒家仁义价值是稳定、富强之后的价值排序。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将方孝孺指定为数十年后建文帝的辅臣，以期以仁义礼乐辅成道德之治。方孝孺对于儒家道德之治的完整思想体现在他的成己、齐家、治国的一套政治哲学体系中。 朱明政权的兼采百家激起了各家学说政治实践和理论建构的积极性。与各派高人保持书信往来的方孝孺，认同他们的修行境界，但站在儒家价值立场排斥佛、道教。同时，他又在论述儒家在修身齐家治国理念方面的合理性、独特性。一是功夫论，仁义礼智的伦理性根于天，内在于心，成己之德是循天的必然进路，不是因为某种名利性的外在目的。他说：“人之宜为君子，而不可为小人，出于性分之固有，非为利达而为之也。使慕利达而为善，其心已陷于小人之归，尚何暇天道之怨哉？”③为避恶、赎罪的目的而信佛，是异端之徒。需要资以外道修行的儒家也不是真正的儒家。要像孟子、韩愈那样，对异端思想进行驱斥，尤其是佛教。二是本体论，佛教以因果解释世界，方孝孺承续洙泗之学关于本体的学说，并以此反对因果论。他说：“天地亦大矣，其气运行无穷，道行其中亦无穷，物之生亦绵绵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资有限，而其气有尽，故必假既死之物，以为再生之根，尚乌足以为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于下气腾于上，累昼夜而不息，非以已腾之气复归于甑而为始发之气也。苟人与物之魂魄轮转而不穷，则造物者不亦劳且烦乎？非特事决不然，亦理之必无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动静之机，惟天地能知之，虽二气五行，设于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即可，今其身亦与人无异，何以独知而独言之乎？多见其好怪而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尝游万里之外，而谈其所见，则人信之。苟其身亦与我俱处于此，而肆意妄言，则丧心狂惑人耳。”④佛教认为个体乃至万物生灵的生命都是由业报决定的，生命在业报轮回中存在，只能通过修行超越轮回，安顿生命乃至实现永生。方孝孺认为业报轮回否定了天地的生生之德性。况且，作为血肉之躯的佛教徒，亦无法超越肉色身认识到四维空间的知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方孝孺就以成己之德为主题，在明初多元文化格局中，以自己的学养，为儒家划出一条文化疆域。方孝孺延续孟子学说，提出了天民的概念，他说：“匪学奚知，匪行系臻，主敬立诚，卓为天民。”⑤在此基础上，完成自己的政治秩序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