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进入新的阶段，探寻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路径势在必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已指出要“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这更突出了“延续文脉、记住乡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则强调要“重塑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和田绿草青的居住环境，重现原生田园风光和原本乡情乡愁”。在着力纾解因快速城镇化而出现的价值导向偏差困境、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发展创意产业以及构建创意城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城乡一体化等现实语境中，艺术已经在政策指导、产业驱动、居民参与和艺术家实践等多方合力的作用下，日趋成为一股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力量。当前，艺术介入社区的现象已遍及全国，比如：华北地区有渠岩的“许村计划”，西南地区有焦兴涛的“羊磴计划”，东南地区有左靖的“碧山计划”，西北地区有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华南地区有渠岩的“青田计划”，等等。上述由艺术介入城乡发展的“新艺术”现象，反映出艺术正在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以积极参与“空间事务”，推进城乡融合。 艺术介入城乡发展新格局的一系列具体实践，催生了人们对“艺术之社会参与”这个主题的理论需求。面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生态，学界已无法用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去诠释其审美特性。①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打破了原有的“艺术家—作品—观众”的审美意义生成机制，让观众变成了项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让艺术成为发生在具体的社会现场中的事件。一系列新兴的艺术实践，整体上说明艺术品和艺术活动是一种被社会文化语境建构的集体性产物，艺术界也是不同行动者和参与者以沟通、协商等集体行动方式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及生产艺术品的合作者网络。② 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要研究的问题：西方参与式艺术的理论流变和话语争鸣是怎样的？中国对“艺术参与”的本土化实践又体现出哪些新变和特点？ 笔者拟通过追溯围绕前卫艺术而形成的三股美学思潮和两派批评论争，说明参与式艺术原本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的一种现象，旨在以艺术的方式对社会危机进行回应与反思。其理论核心体现为以艺术为媒介来形塑作者、作品、观众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肯定“艺术参与”的多元主体构成与社会介入价值来融入日常生活、回应社会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参与式艺术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全盘接受，而是在广泛且深入的实践过程中逐渐使之成了当代艺术“为人民”的集中体现——艺术家秉持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通过积极改造具体的城乡空间来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笔者接下来仍打算先把探讨的重点放在西方艺术史论中的前卫美学发展历程上，毕竟关于艺术的自律与他律之辩、艺术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不同阐释维度，构成了参与式艺术的理论底色。 二、参与式艺术的批评话语 “参与式艺术”是指兴起于从20世纪初期的历史前卫主义到60年代的新前卫主义运动这一历史脉络下的公共艺术实践，本质上讲求的是以艺术的先锋性介入日常生活，以此来实现对更为理想的社会的追求。而在具体的艺术批评中，“协作”和“对抗”构成了西方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创作取向。 (一)三股前卫美学思潮：参与式艺术的理论起点 “参与”指个体介入集体的行动：“艺术家不再是某一物件的唯一生产者，而是情境(situation)的合作者和策划者；有限的、可移动的、可商品化的艺术作品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有时间起点、不知何时结束的不间断或长期合作项目；观众从‘观看者’或‘旁观者’转变为合作者和参与者”。③换言之，“参与”体现为观众出现在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之中，同时，艺术家的主体性被削弱，变得更像一个负责引导、对话、合作的角色。“参与”也意味着艺术家与观众等参与者通过艺术作品介入社会：在形式上，参与式艺术由艺术家与观众共同在特定现场开展事件性的艺术活动；在内容上，参与式艺术通常以融入社会结构之内的“协商”姿态或游移于社会体制内外的“对抗”姿态参与特定的社会现场，以艺术的方式与现场进行对话交流。“参与式艺术”的关键词谱系包括如下概念：社区艺术(community-based art)、介入性艺术(engaged art)、合作式艺术(collaborative art)、新派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对话性艺术(dialogic art)、情境艺术(contextual art)、特定场域艺术(sitespecific art)……这些概念均说明艺术“不再是简单的视觉感受：是观众的整个身体、历史及其行为，而不再是一种抽象的身体在场”④。 如前文所述，“参与式艺术”的美学传统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的历史前卫主义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欧洲的左翼运动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左翼思想家也将平等的呼声带入了艺术领域。未来主义、构成主义和“巴黎达达”以行为表演的模式参与社会批判，通过表演、争论以及对艺术机构的挑战来“激怒”观众，打破艺术与生活的边界，使艺术成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⑤布洛赫等学者对此界定道：“在艺术创作中有一种最先进的意识，这种意识近三十年来被特别强调称为‘先锋’，并要走在纯艺术发展的前列……”⑥比格尔则以“体制”为关键词，主张先锋文学和先锋艺术具有自律体制，先锋派的目的是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体制，有意识地拒绝审美自律性观念。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