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即广义上的文学)书画并称为“三绝”，是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形式。人们把它们作为单独的艺术类型，分别予以赏析与讨论。但实际上，诗书画三者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共通的文化基础，且紧密相连。 中国艺术的特异性并非在于不同的类型中，而是在于文学、书法与绘画之间的联系。即“诗书画一体”的艺术观。要想理解这一中国固有的艺术观是如何确立的，需要基于文论、书论与画论进行交叉解读。 从宏观视角看，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艺术史论发展史，是文学、书法和绘画理论融汇统一的过程。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文论，文学也是在诸多艺术之中最早确立价值的艺术形式。随后的画论和书论均以文论为基础陆续发展。不仅如此，在书论与画论之中形成的概念也反过来被文论所采纳吸收。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在各个流派之中，刘勰、张怀瓘与张彦远综合了中世纪的艺术理论，并使之体系化。基于他们所确立的艺术理论框架，“诗书画一体”逐渐成为北宋以后的文人所共有的普遍艺术观。 本文将以刘勰、张怀瓘与张彦远为中心，讨论南朝后期至唐代的文论、书论与画论的相互关系，着眼于三种艺术类型如何进行理论跃迁与统一的问题。 一、永明文学与永明书学 南朝的齐(479-502)梁(502-557)时期是学术、艺术、佛教等文化兴盛的时期。然而，后世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和书法作品评价却明显不高。在文学方面，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内容空泛的诗词和华美的四六骈文体被奉为圭臬；而在书法方面，除清朝以后大放异彩的石刻(此石刻指出土的石刻碑、金文石碑等——译者注)以外，对王羲之与王献之的效仿贯穿始终。在这些重大成果之中，相较于实践，理论的研究更为优秀。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齐梁时期是艺术理论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文学、书法与绘画等各个领域的重要著作集中涌现。其中文论有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书论有王僧虔的《论书》与庾肩吾的《书品》；而画论则有谢赫的《画品》(《古画品录》)以及姚最的《续画品》等。中村茂夫对齐梁的艺术理论成就进行如下概括：“魏晋以来各个方面孤立讨论的所有问题，逐渐成熟并自然而然地形成统一的艺术思想，深刻且广泛地扎根于大众心中。例如在画论方面，唐末《历代名画记》中包含的思想几乎都是这个时期确立的。”① 这样的理论成就究竟是如何取得的呢？从文化背景来看，可以归为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的雅集活动，以及梁武帝相应推行的提携学术、奖励文化政策。特别是南朝齐永明年间(483-493)，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西邸雅集，积极创作辞藻华丽与音韵偶对的咏物诗。这个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永明文学”。另一与萧子良相关的重要成就是佛教研究。“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南齐书·萧子良传》)如此看来，西邸雅集不仅是当时文学活动的中心，也是佛教活动的中心。②文士们通过诵读佛教典籍接触到了梵文的音韵学，以此为契机研究汉语的音调并将其应用于文学之中。③诸如沈约以“四声”入诗文而提出“八病”声律论，即是由此生发的理论成果，此外，汉语的四声声调也是这一时期发现的。 然而，此时文士们进行的书法相关研究却被人忽视。张天弓为强调书法研究的意义，结合永明文学，称其为“永明书学”。④永明书学的著作有王僧虔⑤的《论书》(《法书要录》卷一)和《书赋》(《书苑菁华》卷二十)、王俭的《书赋序注》(佚)、萧子良的《古今篆隶文体》、刘绘的《能书人名》(佚)、王融的《图古今杂体》(佚)、王愔的《文字志》(佚)等。由于其中许多著作早已失传，这一时期在书论史上的意义现已被人们彻底遗忘。 由此来看，西邸的文人集团不仅是文化和书法的艺术实践者，更是一个以佛教、文学和书法为对象的学术研究集团。齐梁境内书论的研究从滥觞时的零散状态逐渐发展为系统的学科，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永明时期学者学术水平的长足发展。南朝梁人庾肩吾撰写了首部成体系性的书论《书品》，当时，他也先以诗人闻名。齐梁时期的书论就是由这样复合学科的研究者们，依托先进的文学研究成果进行提炼与研究的。 王僧虔是宋齐书坛的领军人物，堪称永明书学的执牛耳者。他出自琅玡王氏一族，是王珣的孙子。因此，不难想象他对二王的推崇程度。然而，在后续的记载中，相较于王羲之，王僧虔继承王献之和羊欣的书法风格更多。虽然王僧虔卒于永明三年(485)，与萧子良的西邸雅集并无直接关系，但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法书要录》卷一中收录的《论书》是王僧虔与萧子良三次往还的书信⑥，由此可以窥见他们醉心书法研究的热情。据推测，身为书坛领军王僧虔晚年也具备为萧子良讲解书法的资格。 8世纪前叶，李白与杜甫活跃的大唐盛世，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留下诸多著作。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永明书学。例如薛龙春统计分析张怀瓘《书断》的史料来源，引用来源最多的前六位分别为王僧虔(43)、萧子良(15)、卫恒(14)、王愔(12)、虞龢(9)、羊欣(9)。⑦相反，较新的、可能有伪托嫌疑的文献却被张怀瓘有意识地规避。可见，他对文献史料的使用相当慎重。⑧ 例如王愔的《文字志》因为失传而在书论史上关注甚少。该书在张彦远所在的晚唐时期就已完全失传。在张彦远编著的《法书要录》卷一中只收录了目录，张氏并从旁标记：“未见此书，今录其目”。据张彦远记载，王愔《文字志》列举“上卷目古书有三十六种”“中卷目秦吴六十人”及“下卷目魏宋六十人”。而张怀瓘的《书断》不仅与王愔之书体裁相似，也引用数条王愔语。张荣庆认为《文字志》一书的编撰体例，对后世如唐代张怀瓘《书断》等影响甚大，具有开先河的意义。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