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这四路是益州路(成都府路)、梓州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其首府分别在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三台县、陕西省汉中市、重庆市奉节县；其疆域包括今四川省大部、重庆市全部、陕西省南部、贵州省北部、湖北省西北和西南部。南宋端平二年(1235)，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第二次西征的同时，分兵南下攻宋，其西路军在皇子阔端的率领下主攻四川。蒙古军战斗力极强，四川又长期承平，不能抵御蒙古骑兵的进攻，包括四川首府成都在内的大半州县都为蒙古军所攻占。为了守住四川这个南宋王朝疆土的上游屏障，宋廷加紧了对四川地区的防御部署，开始利用山河之险筑城设防。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淳祐三年(1243)，南宋王朝将四川军政中心“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迁至重庆，余玠被调任四川制置使主持四川军政事务。他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充分征求朝野熟悉战区的蜀籍人士的意见，在四川境内三条纵向大江(由东到西分别是嘉陵江、沱江和岷江，这三江又分别以距离当时中心地区的远近称为内水、中水和外水)以及三江汇合后的横向大江即长江沿岸险要的地点修筑山城和水寨，将当时无险可守的府州以上的行政建制单位迁到这些山城中去，以遏制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从而建成了以山水城池为点，以江河为线，点线结合、相互策应，有一定纵深的建置城市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由于这个军事防御体系依托建置城市规划建设，而城市几乎都规建在地势险要的山上，宋元战争①以后又都迁回平地和浅丘的旧城，没有被后来的城市所占压，整体得到保护，为我们认识南宋末期四川军事部署提供了实物证据。 一、南宋末期四川军事形势 南宋王朝立国江南，其外部安全主要依赖东西延绵的秦岭山险以及横亘在长江以北的淮河防御地带作为前沿保障，以横贯东西的长江天险作为上下联系和防御基线，所谓南宋“无百二河山，唯长江为严庭，两淮为樊篱”(程珌《策问江淮形势》语)。这道长江防御地带分为上、中、下游三段，所谓“蜀犹首也，荆犹咽喉也，江淮则犹股臂也”②。故南宋将长江防线划分为三个大的战区：一是长江上游以成都府和重庆府为中心的四川战区；二是长江中游以襄阳府和江陵府为中心的京湖战区；三是长江下游以扬州和庐州(今安徽合肥)为中心的两淮战区。在宋元战争中，两淮战区虽距南宋京畿最近，但江淮间河流纵横，又有广阔的黄泛区，便于南宋水军的驰援却不利于蒙古骑兵的机动，故蒙军一直都将这一地区作为牵制南宋军队的次要战场。京湖战区位于长江中腰，是整个长江防御地带的核心，京湖战区稳固则可以上援四川，下拯两淮，保持整个防御体系的完整；如果蒙军实现中心的正面突破，宋军失去京湖战区，则不仅四川战区和两淮战区难以坚守，南宋中心地区也难以保全。四川战区位于京湖防区和南宋腹地的上游，虽距南宋腹心地区较远，但如果南宋失去四川战区，蒙军就可以建瓴之势顺流而下，包抄京湖战区的后路，并直接威胁位于东南地区的南宋京畿地区的安全。在历史上，秦国的统一事业先从灭巴蜀开始，晋灭吴的统一战争也是从蜀地而下，隋打破南北分治局面是从益州出发，诗人所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就是这种形势的形象反映。 蒙军以骑兵为主力，机动性强，其军事战略具有极强的草原族群围猎的特点，即长时间、大空间和高机动。蒙古围猎既有获取野兽补充食物以减少宰杀牲畜数量的经济目的，也有训练部众服从调遣，习惯战略战术的军训目的。蒙古族群的集体围猎是北方草原人群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参与人多、规模宏大、规则严密，晚期蒙古阿拉善和硕特旗《道光九年军事围猎律令》还保留了这种规则的文字记载。③蒙军按照围猎习惯，开始军事行动前往往会派遣先头骑兵深入，侦察敌方军情，了解行军路线和沿途保障情况。开始军事行动时，往往将部众分为左、中、右三路：左路军一般虚张声势，负责引起敌人注意，隐蔽中路和右路的意图；中路军往往是军队统帅所在，负责整个军事行动的部署和协调，并指挥中路军进行中心突破；右路军一般由统帅的副手主管(有时主帅也会转移到右路)，该军绕道潜师而进，从后面包抄堵截并合围敌军，实现军事行动的目的。④如果中路前行受阻，右路往往成为三军主力，代替中路实现军事目标。正因如此，蒙古军队三次大规模远征军事行动，除了以右路西征作为主要作战方向外，几乎同时还有中路的南征和左路的东征，军事行动的地域极其宽广。⑤在蒙军每路远征军中，往往也不会将军队集中在一路，尤其像针对南宋这样疆土相对广阔的国家，更是要三路同时出征，分别面对南宋四川、京湖、两淮战区。还在宋元战争之初，吴昌裔就上疏：“臣闻之道路，见之谍报，窃知鞑靼聚兵牧马，决意南来，一渡河洛以窥江淮，一由唐、邓以窥襄汉，一讬秦、巩以窥四川。三道并入，众号百万。甚至修搭桥路，将带羊皮浮环，以为饮江之计。兵有先声，虽虚实未审，然三五见闻，殆有可深虑者。”⑥而在征宋的每路大军中，军队也是分合不定，分兵合击，如宪宗蒙哥汗亲率南征蒙军的左路攻蜀，就是从六盘山兵分三路进入四川。⑦ 由于蒙古在借道灭金之战中已经熟悉了南宋四川地区北部的山形地貌和交通线路，宋元战争前期都把四川作为灭宋的主要进军路线。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元太宗窝阔台汗派遣三路蒙军南下攻宋。其中阔端率领的蒙军西路军主力，就选择从四川插入宋境，摧毁了南宋在抗金战争中长期经营并坚守的秦岭防线，歼灭了四川宋军主力，并从金牛道和阴平道两路突入四川腹地，攻占并摧毁了包括首府成都在内的四川大部分城市，四川四路只有夔州府路以及潼川府路的泸州、果州、合州没被攻占。⑧蒙军这次在摧毁四川大部分城市后，退兵北撤，但留下了军队驻守在当时四川兴元府一带(今陕西汉中盆地及其周边)，轮番进入四川宋境进行抄掠，使得南宋难以恢复；1253年后更在益昌(今四川广元)屯兵和屯田，以便作为大举从四川攻宋的前进基地。⑨益昌和兴元位于四川盆地的盆缘内外，前者还是嘉陵江、白龙江和金牛道东西二线交汇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宋元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后，蒙军不仅留驻兴元，还前出益昌，阻止了南宋四川军政当局趁蒙军北撤恢复秦巴山地防线的道路。从此，南宋四川防区不仅失去秦岭外围山险，还失去了巴山内侧屏障，只能在盆地内的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从端平二年以后，一直到淳祐元年(1241)，蒙古军连年攻入四川，流动杀掠，四川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鞑寇深入，譬之外邪，先侵蜀道，九郡丘墟；继犯京湖，十州疲敝”⑩，京湖战区在宋元战争初期虽曾经变乱，连襄阳府都一度失陷(11)，但京湖战区在孟珙主动出击，驱逐蒙军，恢复襄阳、樊城、信阳军等处后，南宋以来的基本形势有所恢复(12)。这是宋元战争时期南宋四川战区与京湖战区和两淮战区完全不同的形势，后两个战区基本上还是维持着宋金战争时期的防线，而四川战区只能重新构筑新的防御体系。
